有一类创作者，属于“喜欢告五人歌词派”丨乌镇戏剧节

乌镇每年会举行两次长街宴，一次是新年，一次是乌镇戏剧节的第一个星期一晚上。不论是家喻户晓的导演，初出茅庐的演员，还是鲜少留名的幕后人员，都在微凉的夜色中共同举起酒杯——如果干杯一定需要一个理由的话，那大概就是，敬“彼此都还在创作”。

每一年乌镇戏剧节最令人期待的就是青年竞演单元，青年戏剧人组成至多五人的小组，在既定的主题里进行一个关于表达的尝试。什么是青年创作者们关心的问题？如何在一群互不知晓历史的观众面前，以戏剧为载体，完成一场三十分钟的交流？我们采访到了本次获得最佳戏剧奖的《五楼九楼》，和获得特别关注奖（与《蚌与珍珠》并列）的《我和刘红梅在车站》（以下简称《刘红梅》），堪称迥异的创作经验中，却有共同的能量在悄悄生长。

火车票、马、世界名画

请用一分钟时间想象一下，如果你拿到以上这三个关键词，会讲一个怎样的故事？

林溪儿是《刘红梅》的编剧/导演/演员，她从组委会给的这三个词中，察觉到了一种“旧旧的，朴素的，不外扩的”的质感，于是便从自己的素材库里，找到了一个质感趋于一致的、关于认知障碍症老人和孙辈的故事。在《刘红梅》里，“我”是一个从大城市回到老家，在游乐场担任旋转木马管理员的女孩。在下班回家的废弃车站旁，我一共遇到了“刘红梅”四次，一次是15岁溜出家想要去大河游泳的她，一次是20岁出头想要去大城市见世面的她，一次是82岁沉默得像一片影子的她，一次是7岁吵着要骑大马的她。半小时的独角戏里，观众跟随着“我”的视角，以一种既好奇又略微不知所措的姿态，一步步去为“刘红梅”这个已然陌生的长辈角色，重新上色。

 在《刘红梅》的结构里，火车票是一个实打实的道具，世界名画是一句台词，也是贯穿本子的、一个去“探寻世界”的比喻。到了“马”，它就变成了一个主题意象，是“我”工作中的旋转木马，是“刘红梅”遁入7岁幻觉里最想骑的“大马”，也是大的世界与小的故乡二者所包含的情感指向。

而同样是这三个词，《五楼九楼》却讲了另一个故事。他们是来自台湾的三人组合，卢贞吟是导演，陈妙音是编剧和演员，而许家玮则是和剧中男主角性格很像的另一位演员。一次电梯事故，同时困住了住在九楼、和男友吵架后想离家出走的女生，以及住在五楼、想办法逃避和女友父母吃饭的男生。在偶然又不知道期限的“与世隔绝”里，两个人互相袒露了彼此因“爱”而被困的生活，然后，叮，电梯修好了。

在前期写本子时，卢贞吟和陈妙音每个星期都会在咖啡馆见面，面对这三个关键词，卢贞吟问：“我们能不能把角色的情绪做成画面？”于是便有了五楼男和女友吵架时，对世界名画《呐喊》的表情模仿，在剧情转场时两位演员《创世纪》般指尖碰撞的动作形态。

“对我来说，世界名画也是有画框的，它也是一种变相的‘困住’，那我就希望它能和我们电梯里的‘困住’，以及主题上‘人与人在关系中被困住’有一定的照应和结合。”由此，他们还想到了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想着若能用趣味的方式以古讽今，借用身骑白马这首歌來玩味现代男女的爱情世界，将火车票和马变成“想逃跑又想追尋對的人”的意象载体，应该会有趣。

“泛起一点涟漪就够了”

总有人热泪盈眶，总有人失望而归，这种“不可控”甚至来说就是青年竞演的魅力所在。对投入了几个月创作时间的戏剧人来说如此，对在大太阳下排队、甚至想要抢到前100个投票名额的观众来说也是如此。

在今年的青年竞演中，几乎每个组探讨的话题都是不“撞款”的，有人讲月经羞耻，有人讲宠物友好，有人讲网络暴力，有人讲双向情感障碍；三十分钟也许太短，但关于表达的野心比比皆是。而受访的这两部作品，恰好都有一种与之相反的气质：克制，且不怕做得“小”。

林溪儿觉得原因是“创作阶段的不同”。《刘红梅》并不是林溪儿第一部作品，事实上，从中戏毕业之后，她一直以导演为主、在从事戏剧相关工作，参与创作了《另一只海鸥》《你想吃雪糕吗》《寻找企鹅的夜晚》等作品。但因为今年上半年一直没有新的机会，“好像没有创作出一些新东西”，所以才决定参加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因为青年竞演的结果并不会影响到她的职业选择，所以不会迫切甚至于用力地让别人看到。而是选择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减法”，做一出“泛起一点涟漪就够了”的戏。

“我觉得在某种年龄阶段就是会有‘想要冲出来、想被更多人看到’的心态。这种索求不是不好的，恰恰是一种非常勇敢、年轻的热情。”

而《五楼九楼》的三位组员，也都是科班毕业，现在从事自由戏剧工作。卢贞吟在台北艺穗节看到了陈妙音的作品，当场被戳中，然后邀请一起创作，在抉择男主角人选时又挑中了INFP的许家玮，13次排练过后，他们便第一次以“戏剧小组”的形式在乌镇登场了。

三人能互相吸引，其实也是在审美经验中达成了某种一致，也许正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小”。陈妙音说她写本子时，偏好把“关系”作为叙事的主线。这次讲的“关系”也许是一种在这个年龄里更容易产生共感的都市亲密关系，下一次也许讲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甚至它可以不是活体，也可以是与自然的关系。而在以生活化的场景为切口去讨论这些话题时，他们不会刻意提高调子，把它变成一种悲怆、沉郁的状态。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自己的难处，但当别人问你，‘嗨，最近过得怎么样’的时候，你还是会说‘还可以啦’，笑笑带过。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也是我想写的生活。”

——“告五人《爱人错过》里，有句饱受争议的歌词，‘你妈没有告诉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有人觉得很烂俗，有人觉得是把宏大的情绪转译成了一个戏谑的玩笑，你们是哪一派？”

——“哈哈哈，我很喜欢！”

创作之前与喝彩之后

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坚持创作的动力是什么？

尽管受访的四位此前都有参与比赛，或是产出商业作品的经历，但他们并不认为在本子里加一些什么、减一些什么，是完全出自于职业经验或某种市场嗅觉。

今年1月，赖声川导演的《如梦之梦》在台北巡演，卢贞吟是观众之一。这是一出“马拉松”一样的戏，上半本时长3小时25分钟，下半本时长4小时10分钟。看完之后，卢贞吟陷入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梦幻之中，继而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做、一、出、戏。

“看完以后的第二天，我马上联系了妙音：‘你有没有空？快点我们来做一出戏。’我只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直觉，要去做这一出戏，我甚至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人物，甚至不知道这出戏要叫《五楼九楼》。我也不希望它能感动所有观众，两百个观众看了，有一个被感动也很好了。”剧场和戏剧的刺激，另一种生命体验以及表述生命的方式，催生了作为创作者的原始欲望。

那么故事写完之后呢？它会成为一个美丽的模型，被定形、裱花、挂在橱窗里，还是会有继续成长的机会？

林溪儿坦白，作品在乌镇戏剧节得到一定的认可的话，对于把它制作成一个完成品去做演出会有一定的助力。比如《刘红梅》也许能延伸成为一个90分钟甚至更长的本子，故事里可能会有两个拓展方向，一是让原剧本里关于“不同时代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取舍”这条暗线更加饱满；另外一个方向，是在“刘红梅”成为老人之前的生命历程中增加更多的事件，以更多维度去讨论每个年龄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我们这一代对于生育的恐惧和抗拒，以及上一辈人的理所当然。不同意义的碰撞，也许能成为不同代际在进行人生选择时的一个映照，最后再回归到一个老人的生命时光。

《五楼九楼》也认为，他们是因巧合才凑到一起（相处下来才知道如此默契），所以之后的合作也会优先考虑把目前这出戏做得更完整。作为焦虑型选手，他们到了乌镇以后一直在微调表演的节奏，4次展演甚至出了4个版本。因此对于这出戏的改编方向，他们也会在团队审慎讨论之后再决定。

“多进剧院，多去看戏，多支持青年创作者”，在疫情之后，这样的召唤甚至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于是今年的乌镇戏剧节也格外热闹，带来了一种振奋人心的久违生机。但我却仍想冒犯地提醒一句，戏剧创作存在“私人化”。它作为表达的一种载体，自然也有适合对话以及不适合对话的人群，如果远远看去，这扇门已虚掩，那么不必再破门而入了。

在每年的青年竞演中，我们都能看到五花八门、甚至抽象晦涩的表达，观众有对这份礼物接纳或不接纳的自由，也有去寻找一个更同频的礼物的自由。无论如何，“寻找”本身，就远比“猜中一个结果”或“投出一张票”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