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菜场和超市，老人们能去哪儿？ | 友好城市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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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个四月对大部分上海居民来说一定可以进入有生之年系列。

有生之年，没想到还要经历或者再经历每天盘算还剩几颗蛋、几颗菜，够撑几天的日子。

有生之年，没想到一罐可乐、一包零食又成了奢侈品，没有的人羡慕，有的人只看舍不得吃，恨不得当成精神支柱供起来。

有生之年，没想到还要为了买菜贪黑起早，千万人争挤互联网窄门，抢不到终日被匮乏感和生存焦虑包围。

但对有些人来说，困难还不止于此。

这波疫情以来，我们经常在核酸检测现场看到不会使用小程序登记预约的老年人手忙脚乱地求助；在上海实行全域静态管理之后，凭空冒出来的各种抢菜群、团购群里，也总有些会打出乱码，或者发出“抱歉我不会改群昵称”“我不会接龙，该在哪里付款”这类疑问的叔叔阿姨；还有那些根本不会使用微信，更遑论参与网上购物的独居老人们。

疫情放大了数字化时代的信息鸿沟，让这些本就游离在城市经济活动主体之外的边缘人群更加无力，也促使我们反思，真正的全民友好型城市是否还有更多我们看不见的盲区，以及在话语体系里失声和缺位的人。

这一次的大挑战，我们聚焦于老年友好城市概念，想看看疫情之下被数字鸿沟困住的老人和他们的困境。

#01菜场和生鲜超市没了，他们无处可去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徐汇乐山路上一个高层老公房里。小区出门右转5分钟是港汇广场，过条马路就是交大的家属楼；左转经过一个极其微型的公园，有一个更加微型的菜场，在寸土寸金的徐汇中心，隐蔽在狭窄的背街小巷里。

每天早晨行色匆匆下电梯时，总会和从菜场满载而归的叔叔阿姨擦肩而过。当时只觉得：MD好想退休！

偶尔下班后或周末去菜场逛逛，遇到最多的也是老人，关于上海青什么月份应该卖什么价格，大闸蟹或鳝鱼要怎么挑，小葱香菜送多送少，草鱼怎么片才能既不浪费肉又把大刺剃干净，他们才是王者，可以让摊主乖乖听话的那种。去的次数多了，渐渐发现，老人逛菜场是当成休闲活动。一次最多买一两天的量，连葱也要吃最新鲜的，来回脚程权当健步，有益身心。

这次隔离之前，每天上下班路过生鲜水果超市，排长龙等在门口的依旧以老年人为主，他们愿意为吃喝付出更多时间精力，菜场和超市是他们的主场。

半个月过去了，这些主场优势被取缔的老人，成了团购自救、网上抢菜大潮里最沉默最无措的一群。

我家楼下住了一位白发阿姨。疫情之前我们完全不认识，隔离的第一天，快递已经不能送到楼上，我下楼取快递路过，她盯着我，很不好意思地笑。我瞬间了然，帮她把快递带上来，她问了我的房间号。几天之后再遇到，她已经能叫出我的名字，大概是在新建的楼栋微信群里看到的。她在微信群里回的第一个消息是给志愿者的“好的”，楼里熟人打趣她，任阿姨会发微信啦。她打出几个乱码，后面跟着：刚学会。

后来有两次，我见过隔壁年轻人帮她把发放的物资提上楼，志愿者帮她申请核酸码，但她在微信群里很少说话，各种团购群也从未出现。

原本被告知封控到5号，解封日期被一再延后。很多人家里已经没有余粮，软件抢菜动用筋膜枪密集点击也是竹篮打水，上海作为一个商贸城市的民间智慧全部被饥饿唤醒，以小区或者具体的楼栋为单位的团购渠道像毛细血管一样，以微小的力量支撑着庞大的身躯。但是像任阿姨一样沉默的老人很多很多。

根据年初上海市民政局发布的数据，整个长三角地区的老龄人口比例已超20%，而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超大型城市。根据更早的数据，截至2020年底，上海60岁以上人口有518.12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5.2%，其中独居老人超30万。

试想有几十万独居的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甚至没有基础的电子设备，无法连接那个悬浮在虚空中依旧热气腾腾的网络世界，关上门窗只剩下电视机和寂静。

前几天，我团购到一包蔬菜，一个人住消耗不了那么多，于是想起楼下的阿姨。都是很普通的蔬菜，一把芹菜，一点绿叶菜，两根黄瓜和一点小番茄，放在平时可能20块都不值，我送到她门口，她却硬要塞给我一张百元大钞。我反复解释：本来也是要买的，一个人吃不完这么多，放坏了反倒浪费。这才说服她。她看到芹菜很高兴，指着里面的房间说，她爱人脑梗在床上，芹菜正好可以打成汁来降血压。又说，现在外面的菜很贵吧？团购么像我们也搞不来的，而且太贵了。

简短的几句交流可以看出，像任阿姨这样的老人，数字化的信息鸿沟真的很难跨越。首先是不会功能性操作，进而导致信息不对称，最后是怕添麻烦，自己麻烦也麻烦别人。

没有人帮助他们吗？当然有，这次疫情中有许许多多年轻人关注到身边老人的困境，并且伸出援手。但当普遍存在的问题浮出水面，我们在调动个体力量解救近火的同时，也该趁机思考是否可以有更高效、有组织、可持续的解决方式。

#02 被困住的老人，需要的不仅是个体的援助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每年度都会进行至少一次的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生成一份报告。根据CNNIC最新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21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3%，与疫情开始前的最后一次调查的数据（61.2%）相比，增涨了11.8%。

疫情之后，无所不在的健康码检查的确扩大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覆盖人群，但不断从线下向线上转移、线上服务功能又不断精细划分的后疫情时代，使用手机完成日常的“便民服务”对老人来说，依然是非常不便的。

提出「老年友好型城市」（Age-friendly City）概念的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包括“交流与信息”在内的8个建设方向；还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即通过不断减少人们在老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障碍，强化老年人群的身心健康与社会参与，提升生活质量。

相比于通过改善“硬件”设施就能看到明显成效的城市建设部分，交流与信息这一类看似非基础的需求，疫情期间却突然被放大。就像重要考试的复习中被落下的知识点，突然出现在考场的试卷上。

仔细想想，通过及时、便利、实用的信息渠道来关注事件、新闻和活动是积极老龄化的一个关键部分，它涉及到老人的参与感、价值感和安全感，在平时属于精神层次的需求，在危机紧要的时刻，也可以变成刚需。

但对照的现实却是，一方面，超快速的城市化和信息超载的趋势，年轻人都招架不住，何况是对信息技术没有基础认知、而且缺乏学习渠道或兴趣的老人。另一方面，技术越来越像一张大网，紧紧包裹住城市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电商模式的崛起导致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渠道向线上倾斜，传媒、医保、乘车、生活缴费，无一不逐渐倾向于无纸化。

于是，技术的双面性暴露无遗，它看似能够触达更多人，其实也排斥掉一些人。

为什么应当用更高效、有组织、可持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首先，完全是个体行为的帮助或馈赠，容易让老年人产生心里负担，无意中加强了他们作为社会零余人的身份认同；其次，个体的能量是有限且不稳定的，疫情总会过去，当我们被拉回正常的生活轨迹中，老年人面临的麻烦却会一直持续。

和疫情一样，老龄化也是全球性问题，这两者结合的困境也是许多地区都在面对的挑战。我们试着从经验案例中找到一些可供借鉴之处。

• 广州-事先摸清，保障特殊群体

这一轮上海疫情的快速蔓延和疫情中间出现的种种乱象也给其他城市敲响了警钟。

4月8日-9日，广州新增2例本土确诊病例，病毒为奥密克戎变异株BA.2分支，与广东省内检测的毒株同源性不高，提示可能是一条新的传播链。

在紧急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卫健委提出，这一轮防控将重点关注特殊群体，根据目前掌握的数据，封控管控区内有高龄老人80岁以上的889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374人，严重基础疾病者234人，含血液透析患者。孕产妇1584人，残疾人1692人。对残疾人、独居老人、慢性病人、孕妇的就诊、用药、生活等基本需求，将统筹安排给予解决。

• 鹰县-报纸明信片和送货上门

相比于电子讯息，报刊、杂志等纸质媒介对老年人来说更熟悉和便利。隔离期间，鹰县的相关机构与当地政府合作，制作了一张专门针对老年人需求和问题量身定制的明信片，随报纸发放。明信片上标明各种食品获取渠道的信息，例如帮助老人去杂货店购物的志愿者、当地药店、卫生组织和老年中心膳食服务的联系方式等。

• 格林威治-电话访问和代际救助

格林威治的老龄化问题委员会组织的代际项目Tech-Time在疫情之前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Tech-Time组织当地高中生每周一次对老年人进行一对一的技术辅导，学生导师们教会了老人学习使用电脑、上网、收发电子邮件、激活隐私设置、购物等基本技能，一方面增进了代际交流，另一方面也消除了老年人对数字世界的陌生感和抵触情绪。

疫情期间的Hello Neighbor计划召集了数百名志愿者，每周通过电话询问70岁以上的居民是否有物资或生活困难，帮助老年人对接商店、超市等供应链，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 维甘- TechMates和设备捐赠

维甘市政咨询机构的Digital Wigan项目发起了TechMates项目，在疫情之后招募了一批志愿者，对隔离中的老人进行培训，教会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平板和电脑，目标也是“帮助老人建立数字信心”。

与此同时，Digital Wigan还向政府、企业等募集了数千台电子设备，捐赠给需要的机构和人员，并向全体居民提供购买数字设备的专项贷款。

• 利兹-培训手册和Coffee Mornings

Cross Gates是利兹的在地社区网络，疫情之后，技术人员编写了一份社交软件的使用说明，对看不懂使用手册的老人进行电话一对一沟通，指导他们下载安装和使用Zoom、FaceTime 和 WhatsApp等应用程序。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Cross Gates组织老人们每周参加一次线上的Coffee Mornings交流会，鼓励他们拥抱社交媒体和虚拟世界。

 许多国家比中国更早面对老龄化问题，比如美国在1957年即成立了非营利组织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至今覆盖了超三千万机构、组织和个人会员。在英国，除了有WHO老年友好城市项目的分部英国老年友好社区网络（UK Network of Age-friendly Communities），还有本土的积极老龄化组织The Centre for Aging Better慈善基金会。

疫情以来，包括上述几个案例在内的数百个城市在用行动回应AARP和Aging Better提出的「以老年友好服务对抗新冠」口号，形成一种组织和制度上的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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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时代，知识决定话语权，技术和信息决定话语权。因为缺乏这些，被剥夺了话语声的人，假如就此被忽视和遗忘，所谓文明的进步岂不是一场空谈？

疫情或许是掉落在一代人身上的偶然性事件，但「老年友好」注定是一个复杂的、牵连广泛且所有人有要面对的问题。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个体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缺一不可。

​互个动，你对老年友好有什么期待？疫情中你看到了哪些问题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