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死了人文学科？为什么需要关心它
By 约瑟夫·爱泼斯坦 译：rex.harrison
据说，欧文·克里斯托曾在被问到文化战争这一话题时，回答，“战争已经结束”，并加了一句，“我们失败了”。假设克里斯托的说法是对的，那么在文化战争中决定性的战役之一，人文学科教育领域中，我们也失败了。
在不太严格的定义中，人文学科指的是一系列主要和西方文学，哲学，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学课程，而科学，数学和外国语言等其它学科则扮演着虽脚踏实地却不那么核心的辅助角色。在近现代，社会科学领域的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等学科，有时也被包含在人文学科中。人文学科总是被人们和那些更专业化，更职业化的训练课程区分开来。在古希腊，人文学科被认为是一个自由人所必须学习的课程。按照这个观点来说，只要你还是个自由人，就必须从过去最伟大的的思想中汲取知识，培养自己的思维深度和批判精神，而这将指导人在现实世界中过着一种有知识和讲理性的生活。
很多年来，人文学科都是我自己的第二信仰。我崇拜它的内涵，我相信它的重要，我为捍卫它于庸俗之人抗争，就像参孙在他的那个时代一样，不同的是我的头发还在也没有拉倒什么柱子。然而，就目前的实践而言，捍卫人文学科是越来越困难了。人文学科的内容飞速变化，人文学科的重要性遭到质疑，在其自身踯躅徘徊的情形下，继续捍卫人文学科已经显得不大值得。
人文学科的声誉渐失也是美国高等教育全面危机中的一部分。这一危机起源于经济。大量的美国公民进入大学，却又大约三分之一从未毕业－有意思的是，较男性不同，多数女性都完成了学业。在近几年的经济衰退中，由于进入高校的慈善捐款的减少和联邦及州的拨款的削减，导致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学费上涨。通货膨胀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比其它公共领域要大。到处都在埋怨私立大学的学费上涨－通常在每年50000美元至55000美元不等。很多学生在离开学校的时候都背着一屁股债。考虑到传统人文学科的大学学费，很多学生选择进入诸如走读大学这样的机构来接受职业教育。
尽管大家都有这样的常识，获得一个大学学位较没有学位能更好的让自己赚的更多－被大家常常传颂的情形是大概一辈子多赚一百万美元－而今天的大学生们发现毕业以后很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人们开始在想，大学教育是否还配得上它高昂的学费。会不会高等教育就像高科技和房地产一样，只是下一个即将破灭的泡沫。
”高校的前世，今生和未来”一书呈现了大量表明美国高等教育危机的证据。此书的作者，安德鲁·德尔班科，霍尔曼·麦尔维尔的传记作者，人文学科的坚决捍卫者，在哈佛大学获得大学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相关课程。人文学科在大学的日渐式微让他忧心不已。在美国，目前有1800万人正在注册接受一种或其它类型的大学高等教育－但只有不到10万人申请人文学院。
与此同时，就只针对极少数精英的人文学院而言－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其入学申请持续攀升，无论其学费有多高。那种进入一流学府等冲动与渴望－无论出于经济，社会，还是功利的原因－都产生了一种考试文化，至少是在那些富裕家庭里的出生的孩子们中间，从学前班开始就不停的接受无休止的测试，以进入更高级别的学校，高中，大学直到职业学校。德尔班科教授坚决反对这些安排会导致经济上的不公平的说法，并确信作为这么做的结果，“和过去曾经泛滥的直接排斥相比，阻挡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进入精英学校的障碍已经收敛多了。”
如果不考虑所接受的专门教育和测试，现在的学生是不是比过去的学生们做的更好呢？这一点还远未弄清楚。我们从摇篮里就开始训练孩子去攻克诸如SATs和其它各类型测试。孩子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在通过测试方面表现优异，但这并不表明它们在认知和思维理解方面会更强。照德尔班科的观点，通常情况下，孩子们会被父母的期望所驱动，像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所注解的那样，形成精英统治观点而构建一个由被高尚但空洞的野心所驱使的年轻男女们所统治的反乌托邦。“他们真的使我们期待去运转这个世界的主人吗？”德尔班科问。不幸的是，他们已经是了。我将不是唯一一个发现，这个国家里最坏的一些人－如果需要可以说出他们的名字－就是哈佛和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
在为数不多的面向精英的大学帮助其毕业生们获取大量机遇的同时，虽然越来越少但仍然有人相信从大学毕业的人要比没有从大学毕业的人要聪明的多。随着大学的标准一再降低，学习时间一再缩减，研究报告表明很多大学生已经不再能自如的书写或掌握一些基本的思想概念，因此上大学看起来已经越来越不能和一个人的智力水平联系起来。
在德尔班科的脚注里提及的研究表明大学生中的欺诈，酗酒和抑郁不断增长。在“学术漂流”一书中，作者理查德·阿鲁姆和乔斯帕·洛斯卡表明大学中多数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复杂推理能力，不是极差就是非常低。在高等教育年鉴中抽自书中的一篇文章中，阿鲁姆和洛斯卡写道：
尽管对于不断上涨的学费心怀不满，父母们仍然期望大学提供一个能够让孩子们成熟，自立并获取信任走向成人的安全环境。通常学生们会寻求全方位的大学集体生活体验，并将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社会生活交往而不是学术活动中，并因此在课程中谋求高分上投入较少的精力。教授们渴望能够获得充足的时间，将精力集中在学术和专业兴趣上。管理者被要求关注外部高校排名和财务盈余。政府资助机构的主要兴趣则是开发新的科学技术···全部教育体系中没有一个因素是将兴趣放在提高本科生教育水平上，尽管许多人都对学生的在校率感兴趣。
狡猾的雇主们可能会就此得出结论，从大学里面出来的毕业生们比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会更墨守成规一点，因此也就更加可以依靠。被现代人所遗忘的1960年代宗教领袖，保罗·古德曼，常常论证说其实完成大学学业的真正含义在于一个人自愿完成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获取成功所必须付出的那些努力。古德曼坚持，如果一个人想获取一个大学学位，就是在努力表达一个愿望，我希望加入这场游戏，给我一只手，我会绝望的玩下去。而教育自身与此本来并无多大关系。
并不是在高等教育的所有领域都出现标准滑坡的现象。一种观点认为，从某种方式来看，由于计算机科学的贡献，工程领域和科学领域的标准被一直很好的维系，甚至还有所增强。计算机科学作为知识体系中的新领域，主导的时间还不太长，因此尚未迷失自己的方向。医学和法学教育则和它们传统的样子比起来区别不大。看起来只是人文学科领域的标准在彻底下滑。
19世纪早些时候，悉尼·史密斯，爱丁伯格评论的创始人之一，曾评论说，如果能在教育领域取得和烹饪艺术一样的进展，我们就能够拿手喝汤了。除了取消体罚和普及公民受教育权以外，我们实在是不敢说，几个世纪以来教育领域还有过其它更大的成就。当下有在互联网给教育所带来的进步方面有一股很大的热情。比如，斯坦福大学的两位老师，将自己的人工智能课程放在互联网上并获得全世界16万个学生听众。但是科学，作为一门寻求唯一正确答案的学科，在没有实体教师的教室中学习起来，或在互联网上进行教学，要比人文类学科容易一点，因为人文科学通常都有多个答案且很少永远正确。华盛顿月刊的5-6月号中曾经有个叫做“学校改革的下一波浪潮”的单元，而这一作者笔下的“浪潮”一词就直接指向“拓展学生自身的自身能力，培育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解决复杂问题并将知识应用于新领域，追求团队合作和有效沟通。“学校改革的多次浪潮所伴随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之所以需要下一波浪潮，就是因为前一波浪潮总是在岸上留下了超出我们期望的沙砾。
事实上我们还是不知道如何进行教育评估－在基础学科以外的领域，以学生的测试成绩为准看起来并没有太大帮助－而且我们对于以学习为名而进行的师生间交互的自然本质仍然一无所知。在本科生教育上，在年级扩张和课程政治化的现象影响下，我们甚至还倒退了一两步。
从19世纪开始，职业教育与人文学科教育开始分道扬镳，当时美国政府通过划拨土地建立公立大学的方式启动了这一过程，而今天则变得越来越职业化了。即使在人文学科内部，越来越多的学生，用德尔班科的话来说，”逃离无用学科而选择像经济学这样更市场化的学科，“他们希望这样做可以给自己带来拥有实践经验的信用和标签，并以此打动未来的雇主。
德尔班科提醒我们马克思·韦伯在”拯救灵魂“和”获取技能“之间所作出的区分。用德尔班科的话来说，人文学科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在那些学习人文知识及其功能的人们身上建立起一个外圈，”作为一种抵御功利主义的围篱“，而变成灵魂的拯救者。
德尔班科警告说，设想高等教育在历史上曾臻于完美并在堕落之前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并没有多大意义。他显然是正确的。很多旧式的人文学科教育都令人厌烦。教学这门职业，就像传教士和心理学医生那样，对于使命感和天分的要求要比可怜的人文学科能够获得的更高一点。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人文学科在世界上所拥有的地位要比今天高的多。造成滑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很多人文学科的教师自己也不再信仰自己教授的内容，而目前这一点日益严重，德尔班科并没有成功的直接面对这一现象。
早些时候，我曾经提到，作为自己的第二信仰，人文学科是为了寻求善。现在让我补充一点，我在上大学以前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的存在。
作为学业上还比较温和的懈怠者，当我即将从高中毕业的时候，在班级里的排名也就比最差的四分之一好那么一点点。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的爸爸告诉我，如果我希望上大学的话，仍然会支持我，但是他鼓励我仔细考虑一下这会不会是在浪费时间。他个人认为或许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销售人员，这听起来像是在恭维，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销售人员，成功的销售人员。我回避了他的建议，不是因为没有听见，而是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在18岁这个年纪我还没有做好去工作的准备。
在那个年代，伊利诺斯大学至少对于州常住居民还是开放申请的。如果你是常住居民，无论你的高中成绩有多差，伊利诺斯大学都必须接受你的入学申请。很多孩子都退学了，而我则读着书坐在从芝加哥到厄巴纳的列车上，还穿着一双白鹿皮鞋。我将和拉伊的投球手们在一起。
我的多数朋友，那些从中产阶层的下层中爬升上来的犹太孩子们，都选择去伊利诺斯大学主修商务专业。”商务专业“那一本正经的钟声，善意的鸣响着。然而，商务专业中的课程让我感到心跳停止一般的窒息，像会计，经济，市场，广告，公司财务啦，听起来就像一盘不新鲜的海鲜拼盘。我尤其对会计课程感到头疼，而糟糕书法和混乱头脑，看起来又是对自己的两大直接打击。难道除了商务专业就没有别的什么可以让我学的了么？兄弟会里面的一个哥们建议我试试人文学科。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听说人文学科。在我的头脑里面，对人文学科究竟为何物仍然一无所知。
在我就读伊利诺斯大学的第一年，我刚刚好过B。我完全凭借记忆达到这一点：生物分类学，法国不规则动词和词汇，17世纪诗歌。我还发现在一门叫做101修辞学的课程里面，自己在散文撰写方面有一点小技巧，因为我可以不使用任何比逗号和句号更复杂的标点符号。
在取得这个初步成功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可以选择更奇特一点的学院，芝加哥大学，并且在伊利诺斯大学的第二个学期递交了申请。当时我还不知道，但后来才发现，我所在的这个生来就处于中期或晚期抑郁症的分布人群，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此类人群的稀有数量导致大学想录用我们的渴望就像我们想进入大学一样强烈。长话短说，虽然事情发生在今天的话，我将永远不会被接受，但是我还是被芝加哥大学录取了，这里成为我完成了自己第二年，第三年和第四年正式教育的地方。
芝加哥大学以拥有许多优秀的老师而闻名，但是我却在某种程度上躲开他们。我从来不会坐在被尼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嘉信，诺曼·麦克莱恩，戴维·格林，或爱德华·希尔斯主导的课堂上。（当然，优秀的老师，就像伟大的爱一样，有时候会被高估。在后来的生活中，我还遇到几个被认为非常优秀的老师，后来却发现既华而不实又愚蠢，他们的脑袋都因为过多和孩子们的谈话而被宠坏了）。我参加过戴维·赖斯曼的一个讲座，其睿智而彬彬有礼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他当时是上过时代杂志封面的名人。我还听过“思想的后果”一书作者理查德·韦佛的几节课，但毫无触动。最能打动我心弦的是来自于中欧的老师们，他们是希特勒给美国的礼物，他们带来的文化看起来比我所见到的任何本土教师都更加厚重，我也没有能够觉察到隐藏在英文口音背后的平庸思想。
我选了莫顿·德维恩·扎贝尔的课，他是哈利特·门罗，玛丽安·摩尔，埃德蒙·威尔逊的朋友。虽然称不上是一个好老师，扎贝尔在呈现我们这个伟大世界中的文学生活方面表现还不错。我还选了老奥德森的夏季课程－诗歌与评论。老奥德森在吸烟时总是将烟灰留得很长，而且在读“荒原”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写的太美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语言可以这么美。”
至于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们则是另外一回事。德尔班科在自己的书中为了给小教室的授课方式辩护，特意提到所谓的“横向学习”，也就是学生可以从他的同学那里学习。他特意引用卡迪罗·纽曼和约翰·杜威在这上面的观点，并援引纳撒尼尔·霍索恩：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很多同学看起来都来自纽约，其中有些还来自学者家庭。他们看起来从11岁开始就在阅读“国家”和“新共和”。他们的家庭会在晚餐的桌子上谈论托洛斯基。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像神经错乱似的过度坦诚。记得在燕子礼堂圆桌边和我相邻的一个女孩，居然在和Trobriand小岛相关的一个讨论中自愿分享自己对于月经的感受。
芝加哥大学的一些学生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书本知识。一个早晨，在老奥德森的现代诗歌课上，奥德森开始引述波德莱尔，而我旁边的一个叫马萨·希尔佛的学生，当场加入，用法语相和，并两个人一起将诗歌吟诵至结尾。有时候我会产生干脆去吉菲润滑油去找份工作的想法，而这就是让我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刻之一。
“我总是在公开的或私下的所有讨论和练习中拿第一名，不仅我的老师们可以作证，而且同学们的书面贺词和赞誉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莱布利兹在描述自己的课堂表现时就这样写道。把莱布利兹的描述反过来再写一遍，你就知道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表现了。在我的老师中没有一个人认为我有天分。他们从未认为我有，我也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潜质。我既没得过A，也没写过漂亮的论文。考试表现不好，在教室里的反应也不快。
仅仅几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反应快速-作为95%的教育基础所在-是与主题无关的，仅仅被诸如政治，医疗急救，法庭律师和销售这样的职业所需要。严肃的智力活动需要缓慢和刻苦的思考，经常在达到正确目标前却行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这还得假定他足够幸运能够成功。一个现代教育系统的关键特征，即考试体系，会将如此之多的东西唯一的构建在快速反应上。比如：给出6个雅典衰落的原因，8个文艺复兴产生的原因，12个法国大革命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然后让你在20分钟内给出答案。
在芝加哥大学的日子里，我读过很多书，其中没有一本是多余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二三流作者的作品是无法进入大学课堂的。库尔特·冯内古特，托妮·莫里森，杰克·凯鲁亚克，艾德里安娜·瑞奇，或一些在那个时代与他们齐名的其他人，甚至都没有资格进入这个行列。没有固定的教材。你不会这样读“卡尔·马克思假设如何如何”；你会说血腥的卡尔·马克思。一个工作前提是你在大学里面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你不能将任何时间花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或学习那些二手材料。芝加哥大学也不提供任何花里胡哨的软性课程。我记得自己在最后一个学年里竭力课程来填入已经满满当当的选课表中，并最终选择了希腊哲学史。太困难了，我想，我怎么能这样呢？少许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概念（泰利斯这个，赫拉克利特斯那个），偶尔几次约会，也就是这样吧。加入班级的第一天，我们的老师，一个头发总是修建的很整齐，叫沃纳·阿姆斯·威克的小个子男人，宣称希腊哲学史并不存在，因此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将时间花费在阅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上。我怎么能读那么多书呢？作为一个19到20岁的男孩，我怎么能克服荷尔蒙所设定的日程，而将自己限制在这些严肃的智力话题上呢？对于获取体验的渴望什么时候才够呢？我还记得在阅读柏拉图和修西得底斯时的那种思维上的兴奋，更不要说翻阅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时，在一次又一次和伟人的智慧接触时所直接体会到的那种极度愉悦。我还记得在阅读佛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后陷入的一次短暂而真实的抑郁。
在芝加哥大学设定的课程所蕴含的教育理念是阿诺德风格的，即将西方世界中诞生及传播的智慧精华浓缩进大学课程，并介绍给大学生们。熟练掌握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至少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熟练掌握学过的任何一门课程或某本书。大学所教给我的是一种高度的自信，我能阅读严肃的作品，并确信自己对此有所回报，最后以某种形式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我真正懂得了它们。
我从来都是一个附属角色，我之于芝加哥大学与其说是个学生不如说是个过客。在1959年我毕业离开芝加哥大学时，和1956年的自己相比，我已经焕然一新。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我在大学里度过的日子让我重新思考人生，除了命运摆在所的另外一种可能。我不再觉得被束缚在特定的社会阶层中-犹太人，中产阶级，来自美国中西部-生我养我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感谢它们在我的成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还不太清楚，但是我已经模模糊糊的看到一些更高尚的东西，并且期待专注与此。
我常常好奇的想，如果没有去过芝加哥大学，自己的生命将会是何般摸样？我怀疑自己可能会很有钱。所有哪些我读过的书中蕴含着伟大的真理，并驱使着自己用生命去实践，而这一点让我无法将精力付诸于获取财富。如果没有芝加哥大学的求学经历，或许我对于世界一流的学府和运行它们的这些人不会这么具有批判精神；我甚至会与之为伍。谁知道呢？如果芝加哥大学的求学经历所触发的转变，没有让我变得那么擅于内省的话，反而我会幸福一点-没有人会说经过反省后的生活只是一系列笑话。然而，我绝不会和任何人交易放弃这三年的奇特经历。
看起来作为老师，我比当学生要合格一点。事实上，我喜欢这么讲，对于自己在西北大学英语系约30年的工作经历而言，教学工作事实上让我比当学生获得了更好的教育。如果老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觉得上课像喝白开水一样乏味并给自己带来尴尬的话，就必须做他所能做的一切来让自己表达清晰，呈现生动和细致认真。然后，再来那么一点运气，你的教学就上道了。
尽管已经教学三十多年，我仍然不确信自己在课堂里做的什么事情是有效果的，已经什么时候，为什么。在数千份我收到的教学评估表中，蠢学生们写道-“这个家伙了解自己讲的东西”···“领带不错”···“玩笑开得不错”-只有一句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在课程中做的不错；我本应该因为做不好而被责备的。"正是因为希望了解究竟什么导致了学生们的责怪，我一次又一次的进行这种教学评估。
教学评估制度，作为让学生们产生一种他们可以针对自己的教育发出重要声音的印象，是1960年代的政治喧哗所引发，并进入大学教学制度的无效干涉之一。教学仍是一种神秘而魔法般的艺术。任何宣称他懂得其工作机制的人都在撒谎。没人会告诉你怎么做。你走入教室，试图回忆起令你印象深刻的老师是怎么做的，或在晚一点的时候，回忆一下你过去怎么做效果最好。除此以外，完全靠现场发挥，无论你的备课笔记有多长。
作为证明在评估教育质量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证据，德尔班克教授引证了一系列针对学生教育评估的毁灭性注解。一项研究表明学生倾向于给容易打及格或看起来好看的老师较高的评价，”但是对于女教师或外国教员却比较苛刻；在另一项俄亥俄州立大学所作的调查中发现“在对教授的评估和实际发生的学习过程中没有发现明显的联系。”就像德尔班克所提及的那样，在学生中进行教学评估的主要结果就是让学生们避免遇到苛刻的老师，或通过严苛的检视来惩罚那些坚持高水准的老师们。
我自认为不是一个严格的老师，但是我倾向于认为从来没有降低对自己和对学生的要求。对于那些曾经听过我的课程的作家们，我所能给予的就是，用我所教授的和他们自己内在的审美一起，去理解生活。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大量阅读像约瑟夫·康拉德，亨利·詹姆士，利奥·托尔斯泰，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威拉·卡瑟，及其他我讲过的作家们的著作-可能最终的时候，虽然我从来不直接这么说过，这一点比加入哈佛法学院或斯坦福商学院更重要。在我教授散文的时候，我强调正确表达自有其优雅所在，并且在使用语言方面，差不多是远远不够的，这可不是在穿马靴；精确表达就是最低要求，就是一切。
对于究竟多少学生会发现我所教授的内容是有用的，我根本没有概念。在我和学生们相聚课堂的时候，是否我所说的对他们是否重要，我不得而知。既然我自己不是一个学者，我也从来不试图将自己的学生培养成学者。他们中的少数人将继续从事文字工作，成为作家，批评家，诗人，小说家；还有一些将成为大学教师。会不会我的榜样能促使他们决定不再选择一条挣钱的道路，而选择一条追求荣誉的生活，而这样也不错。毕竟一个多数像我这样的人所填充的世界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在我教课的时候，我总是思考如果自己是隔壁教室里的那个家伙的话，会想些什么。在我当老师的日子里（1973-2003），我非常肯定隔壁教室里的那个家伙所讲授的和自己大为不同。这是一个由解构主义，学术雌性化，历史相对论，马克思主义，早期酷儿理论及其它各类思想混杂的时代，用华莱士·史蒂文森的话来说，单方面的精神错乱。有一天，一个聪明的年轻女学生过来问我我是否认为大卫·科波菲尔是一个性罪犯。“为什么我要这么想？”我问。“某某教授这么说的，”她说。“他申明说，由于大卫·科波菲尔妻子在生孩子时候的死亡，是他，科波菲尔，通过使其怀孕而导致的一场犯罪。”我所能回答的是，“我想批判主义是永不停歇的。”
由于并不期望加入那些在我们的时代中为高等教育高唱赞歌的人们行列，安德鲁·德尔班克在和他们唱反调的时候毫不羞愧。无论在哪里，他都强调重要的是教师们基于实际教学活动的研究。他提到，科学在通过可证实性来导向技术进步并最终获得回报方面较人文学科更卓越。他提出在大学董事会主席中出现的明显腐败，大学高水平体育竞技中的欺诈等，一些橄榄球和篮球队教练挣得比整个大学院系都多。
德尔班克，作为一个俗世中的犹太教徒和“越南的一代”，却不承认和早期新教徒针对高等教育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观点有关。
精神权威属于大学的时代[当大学还是教会掌控时]已经过去。然而我从未遇到过比如下更好的范式-“展示给我看如何思考和如何选择”-一所大学应该努力做到这样：一个思考的助手，一个能够让青年们反思自己的天分和热情的地方，在这里他们能够看清楚自己的人生，选择一条对自己真诚和对他人负责的人生道路。
大学：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展示出一幅包括宇宙内外各种力量的清晰图景，而所有信息都显示对人文学科不利。德尔班克并没有责难那些处于最佳位置的人，他们本可以拯救教师，那些隔壁教室里的人。在越南的一代在大学中获得声望以前（获得终身教职），关于如何教授人文学科还有不少话可以说出来：他们将会是枯燥无味的，呆滞的，迂腐的及令人惊讶的无意识。但是他们甚至都不能获得当小丑的机会，因为“隔壁教室里面的那些家伙们”会占上风。
并不是为他们准备的基础不够好。在很久以前，大学被兴办用来教授书本知识，以及那些在高等教育中没有被正式教授过的完整科目。至于新闻学，每个在报社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在新闻学院里面上四年学还不如去报社实习两个月。在新闻学校逐渐普及后，却渐渐异化，好像一个人只有从这里毕业才能加入一个大型都市日报。进入新闻学院像已经变成像是在兄弟会入会仪式一样的外在形式。每个加入的人都必须宣誓；你是谁啊，哥们，别以为不用宣誓你就可以加入？你看，新闻学院成为了许多大学的办学支柱。
然后是商学院，尤其是MBA。商学院根本就不是教育，而是所谓的建立关系网络，是对于未来的雇佣者的一份证明自己可以做任何事以为之工作的保证书 - 即使是放弃两年的收入并付出高昂的教育费用也不惜如此。美国运通卡什么样，MBA就什么样，甚至在你申请某个公司的职位时，不带着它你都不敢出门。一些大型公司甚至只招聘MBA，并且限定有限的四到五所商学院。你看，又是兄弟会入会仪式。
不久，在隔壁教室里面的那些家伙们，在渴望发生关联和爱好自我放纵的冲动下，就会开始以他们所谓内在美和重要性的外在延伸为由而开始自信授课，并且在尚未了解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之前，就企图开始解释历史。政治化后的心理学和社会学，使得关于非洲裔美国人的研究较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化研究更为持久。他们断言多重文化比西方文化更重要。他们将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放在平等的智力层面上来考察（康拉德或连环画，三小时短时信贷）。最终，他们认为种族，性别，社会阶层是人文学科和多数社会科学的核心所在。经过这样的一次最终润色，人文学科在这场游戏中看起来已经完蛋了。
对于人文学科存在的一个有利的竞争态势是，通过对经典名著和宏伟话题的沉思，可以让学生们超越所在教区的狭小视野，并将自己提升到更高，更严肃的领域。争论应该在教授们之间，学校之间产生和传播，而不是创立普遍的关于哪些知识值得在学生们的短暂教育经历中被传授的一致意见，比如：我们所思考和谈论的最好的东西是由什么构成的 - 更霍布斯一点而不是洛克，更耶茨一点而不是弗罗斯特。一致意见早已分崩离析，而且我们今天所学的已经越来越超出教授们感兴趣的范畴。
哥伦比亚大学仍然为它的毕业生提供两年的传统人文学科教育。芝加哥大学则挣扎着继续基于老的罗伯特·哈钦斯大学计划合并其核心课程。位于安纳波利斯和圣菲的圣约翰大学则从基础上狂热的投入到人文学科中去，他们甚至让学生们学习中古世纪的科学课程。学生们对人文学科教育所提供的那种智力愉悦的渴望，尚未完全死亡。（在西北部，由加里·索尔·奥森讲授的俄罗斯小说课程吸引了600名学生，仅仅由于落后于臭名昭著的被学校提供并最近取消的性教育课程而排名第二。）但是，不同于以上个别现象，余下的人文学科课程大多采取防守态势。
人文学科之死将会导致巨大的损失。失去了人文学科，我们就会失去作为一个完善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拥有判别真正智力进步的正确标准。失去了人文学科，我们将不再对于“什么构成了一个受教育的人？”这样的问题还持有任何真正的观点，或“为什么一项艺术作品超越其它？”，再或“人生中的什么是严肃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人文学科的缺失将导致权威判断被自相矛盾的专家意见和政治和艺术上二三流水平的自吹自擂所替代，或一生中都被时尚流行所主宰。未经人文学科的洗礼而瞥见最高尚的思想，一个民族将永远活在糟糕的境地而浑然不知。
Via Yee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