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 不受中国青年欢迎的诗人

1924年4月12日，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抵达上海，在中国最重要的现代知识分子梁启超的安排下，作巡回演讲。泰戈尔於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後不久，跻身国际著名文人行列； 在一个几乎被西方学院和个人主宰的知识分子氛围下，他同时也是来自亚洲的唯一声音 。就如鲁迅在1927年指出的，“让我们看看哪些是无声民族。我们能听到埃及的声音吗？我们能听到安南（今日越南）和朝鲜的声音吗？除了泰戈尔，印度的其他声音我们能听到吗？” 【1】

日本小说家川端康成某次回忆：“诗人如圣人般的五官和外貌，长而浓密的头发，冉冉长须，身著宽松流动的印度袍子昂然而立，并着深邃，锐利眼神。一头白发轻柔地流淌在前额两侧；两边太阳穴下如胡须似的绺绺发丝沿着头髮与两颊鬓发结合，延伸至胡子，他看来像个古老的东方魔法师，令当时还是个男孩的我，留下印象。”

从日本到阿根廷，世界各地挤满观众的演讲大厅等著待泰戈尔的到来。1930年泰戈尔访问美国时，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白宫接待他；纽约时报发表了21篇关於印度诗人的报道，其中包括两篇采访文章。考虑到泰戈尔向西方东道主传达带有东方预言的演讲，这样的热情似乎格外令人惊讶：美国人的现代文明，乃建立在金钱和权力的崇拜上，其本质具破坏性，需要东方的精神智慧去消融它。

但是，当泰戈尔在中国旅途期间，表达了他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并敦促亚洲人不要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却遭到了激烈反抗。小说家茅盾在在上海一期刊杂志写道：“印度诗圣泰戈尔终於抵达了！” “ ‘鸣似的喝彩’ 欢迎 【2】”。茅盾曾翻译过泰戈尔的诗集；但在他那充满敌意的激进共产党分子化身下，他对印度诗人可能对中国青年造成的不良影响越来越担忧。

茅盾警告，“我们坚决不欢迎大声歌颂东方文明的泰戈尔。对於遭受国内军阀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压迫的我们来说，没有时间去做梦了。”【3】 抵达中国後短短数天，泰戈尔面临了“滚回去，丧国的奴隶！” 之类的起哄呐喊口号。

对大多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而言，印度是个典型的“消失的”国家，一个内部积弱，遭侵略者剥削，迫使她成为一个在道德和心理方面蒙辱的国家，而其在政治和经济上也是灾难性的。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印度的自甘堕落在他们当中有著明显象徵：来自孟买的帕西商人充当英国与中国鸦片贸易的中间人；在上海、香港、汉口的通商口岸，锡克警察则定期地被英国主人命令对中国群众施加暴力。自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印度士兵为英殖民政府进行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绝大多数英国对清政府的战争。来自第37团马德拉斯印度籍步兵出现在一个中国著名的爱国故事中，即中国人战胜了英军的三元里抗英事件。

事实上，印度军在中国的战争中大多轻易得胜。1841年近3000名印度士兵协助英国併吞香港。更多的旁遮普邦穆斯林壮丁后来被招募到英殖民地香港和新加坡当驻防军。印度人与当地人冲突频繁，而中国人则不断地受到残酷镇压。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899年当英军攻占了中国内地的新界时。

毫无意外地，描述印度和印度人的歧视性词语在十九世纪末期成为了中国市井文化的一部份。1886年，一位中国作家把锡克人形容为“红头苍蝇（又称红头阿三）”，影射他们的红色头巾。还有一些不为讨好的描述。1904年，总部位於日本东京的一份著名中国杂志，《江苏》，发表了一篇短故事，描述了一位窝囊中国文人黄师表（即“黄种人的精英代表”意思）和一位神话老叟穿越未来的梦境般旅程。漫步在上海街巷，他们看到一名白人男子领著一队人马遊行。

师表仔细地看了这些人，他们的脸黝黑如煤炭。他们的头上包紮著一块形状像高帽子的红布；腰间掛著一根木棍棒子。师表问老叟：“这些是印度人吗？”老叟说：“是的，英国人用他们做公安。”师表问：“为什麽不请印度人担任公安局长呢？”老叟答曰：“谁听过这种事儿呢！印度人是丧国的民族，他们顶多就是奴才。”

短篇小说後来提到，在这一梦境般的片段，师表看到一位黄种人头上戴著锡克式红头巾；定眼一看，原来是个中国人。当师表注意到街上的每个人头上都戴著红头巾，同时学堂里的教材读物是天主教传教士撰写的英语课本，梦境很快地变成了一场噩梦。故事在师表见到中国成为和印度一样的命运的幻像和强烈不安的情绪下结束。

当然，也有例外，一些在中国的印度人，认为一个被粗暴干涉的国家——和像印度这样一个彻底被外国势力占领的国家——可团结成泛亚细亚主义。1900，西方列国的不断入侵激发了一场清政府支持的义和团运动，所有的世界主要大国动员对抗中国。来自数个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24万军队攻入北京，以解救被围攻的使馆区和遭掠夺的城市。在英国的分遣队孟加拉军队当中，一位名字叫卡达哈尔·辛格（Gadadhar Singh）的拉杰普特（Rajput）士兵，即使在认为义和团的恶劣战术对“整个国家和清廷政制蒙尘”的情况下，仍对义和团的反西方因由感到同情。

在接近中国沿海的旅途上，辛格在他的日记中写下，“雅利安人土地上的耀眼太阳经已西沉，” “中国优美的月亮是否也将垂暮呢？”辛格对中国的初次印象是位於北京附近的景象，饥饿不堪骨瘦嶙峋的中国人住在废弃或遭受破坏的村莊，残破的房子上飘扬著——法国、沙俄和日本掠夺者的国旗。河水成了“鸡尾酒血、屍体、骨头和油脂。”辛格对俄法士兵对中国人的屠杀、纵火和姦辱行径尤为谴责。一些士兵虐待中国人纯为取乐。“这些运动员”，辛格，作为一位对这类镇压的少数目击者， 之後在一本兴都语出版的作品中指出，“来自被称为‘文明的国家’。”

“即使心中的石头，” 辛格写道，“也能融化和感受到同情心。” “ 我的心没有必要被怜悯触动，” 他补充说，“因为我是来和中国人打仗的。但是......我感到一股与生俱来的与责任无关的感情。” 试图了解自己对中国人的同情心，辛格意识到是因为中国人同许多印度人一样，是佛教徒，为此，“邻居与亚洲国家的居民，” “ 彼此的肤色，彼此的习俗和礼仪，” 他写道，“没有太大的区别。为什麽上天对他们降下如此灾难？难道我们不应该援助他们吗？”

卡达哈尔·辛格对他的印度同胞却批评得一无是处：“在印度，直辖市政府过去僱傭罗姆人（Doms，即今天的吉普赛人）猎杀狗儿，一只狗儿的价格约二至四安那（anna乃印度货币）......唯一的区别是，在印度过去执行杀狗任务的是罗姆人，在这儿杀人兇手还包括了文明温和的印度教徒。”他们中的一位是比卡内尔大帝（Maharaja of Bikaner），他和来自瓜廖尔（Gwalior） 的对手亲自参与了西方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

1916年途经香港到日本的旅途上，泰戈尔目睹了一位锡克人殴打一名中国苦力。震惊之馀，他写道：“宗教的奴隶” 把印度人这一大英帝国的勾结者的头脑给使糊塗了。“当英国人抢夺了香港，” 泰戈尔回忆说，“击败中国的是他们......他们负起了侮辱中国的责任。”

第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和思想家感受到他们的耻辱——印度人在英国人面前更为热切的——卑躬屈膝。印度，先被征服而後又遭精神殖民，对穆斯林活动家和思想家，贾马尔·奥·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而言是个警世故事。但从中国的角度看来，尽管其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持续存在的政治道德秩序有缺陷，印度对自身的文化遗产之陌生却岌岌可危。印度的哲学与文学——只有懂梵文的婆罗门教徒才能阅读——是一部把大多数印度人隔绝在外的典籍；是欧洲人发现了这一典籍并把它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奥义书（Upanishads）》），从而让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印度一代知识分子能认识自身文化遗产。

在中国人看来，自莫卧儿帝国在16世纪建立以来印度就历经外族统治；内部没有能够统一国家的统治阶级。冥想著亚洲的命运，梁启超认识到印度在国际争取平等和尊严上以悲惨失败收场是个可怕的“丧国”故事。来自不列颠的“小资本家”通过培训印度士兵占领了整个印度大陆；印度人以牺牲自己同胞来执行英国政策。梁的许多同侪——盟友以及批判者——深觉中国处於重複印度命运的危机中，因为中国人丧失了合作利益或民族团结的理性——一个让欧洲得以强大繁荣的基础。

比梁年轻一代的，参与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一些思想家，对崇拜印度哲学和宗教的中国人不加批判态度特别苛刻。章太炎（又称章炳麟）对梁的导师康有为尤为不满；章太炎後来成为了一位佛教学者，他在印度文哲上的研究受人推崇。“印度人”，张写道，“对国土丧失或民族衰败普遍上不以为意......中国人的意志比印度人强，我们可以预见中国人的成就必能超越印度人。【4】”

许多印度人自我认为，同时地也把中国视为一个可能解放和重造亚洲的盟友。试图挽回义和团带来的灾难，清政府建立了现代化的西式学堂和引进西方课程，并派送中国学生到欧洲和美国以及日本留学。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首批数以千计中国青年，从而接受了现代科学、工程、医学、法律、经济、军事技能知识。消息传到远处印度一位炽热民族主义者奥罗宾多高斯（Aurobindo Ghose）的耳中，引起他狂热讚赏似乎已经崛起的邻居。

“外面的世界对中国在教育、培育和武装自己这事上几乎没概念。中国派出了一个观察委员会到西方国家，同时决定在未来十年内制订立宪政府。她还推进教育体系改革方面的工作。”

流亡日本的章太炎，后来写了关於他与印度流亡革命者在东京生活的情谊，和他对在学习印度就英国统治下所认识的糟糕状况方面的忧虑。他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溼瓦吉（Shivaji ）纪念会议，深信须要印度教首领的游击战术才能把英国从印度驱逐出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了孙中山在内的中国一些主要领导人和活动家，协助印度革命家，特别是那些经常使用上海和香港作为中转站的加达尔（Ghadar Party）党员。当一艘载有移民前往北美的客轮在温哥华被拒登陆，船上乘客被禁止进食，然後在返回加尔各答途中又被射杀後，引发了在中国的的锡克庙激烈反英情绪。新加坡的一团印度士兵发动兵变 ，爆发了一起自1857年以来英军中的第一次反殖民情绪。

然而，让中国人和印度人受挫的是，“丧国”的精英依旧效忠英国。一战後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谈期间显现了这一证据，对几乎绝大多数的亚洲国家来说是个无情打击。由英国钦点的印度代表团，他们不出预料地，对印度国大党索赔要求不予理会。这包括了比卡内尔的大帝，他於1900年抵达中国，代表英国去平息义和团运动（幸运地，他抵达晚了，失去了杀害中国人的机会）。1914年欧洲战争爆发後不久，大帝向印度统治者献意投诚，宣告自己“做为效忠帝国者的特权，将尽己所能愿意去任何地方。”近80,000名印度士兵战死在中东和欧洲战场上。大帝本人则经历了一场平淡无期的小战争——在他撤退前往印度探视生病女儿之前——於1915年发生的一场在苏伊士运河附近的小规模衝突。在巴黎和会的谈判桌上，他兇猛卷曲的胡须和镶满宝石的红头巾，并坚持向各方谈判领袖展示臂上的虎纹，成为了引人注目的对象（法国领袖克列孟梭（Clemenceau）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并於1920年到比卡内尔作狩猎之行，这得以让他展示了可能是巴黎和会唯一短暂的成果：两只死老虎）。在巴黎，大帝为守住半自治的比卡内尔王国特权做出了激烈斗争争，而英国人也乐得让他在安静地射杀他的老虎的当儿，提供一丁点儿他期望的印度自治的模糊可能。毛泽东，同许多中国人一样密切关注在巴黎的谈判，写道，“印度为自己赢得了个小丑”，然而，“印度人的要求却不被准予。”

始於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学生对西方列强就巴黎和会的裁决做出的自发性的鼓动反对；中国，尽管交涉受到严正对待，却深觉侮辱。【5】

从柏林、巴黎、伦敦、纽约和莫斯科深造归来的中国青年，开始介绍和讨论了一系列包括共产主义，同时能加强中国就反西方的思想和理论。他们的普遍共识是摒弃儒家传统。成立於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如此写道，“我宁愿看到国家的旧文化消亡也不愿看到我们民族因为不适合现代的世界而灭亡。”

对五四一代而言，基於平等主义与科学精神的法国和俄国革命的西方工业力量优於推崇传统多於创新，导致中国的落後和软弱的僵化中国文化不言而喻。他们希望中国效法西方模式成为一个强大和自信的国家，并对到访中国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约翰·杜威（ John Dewey）推崇备至，认为二人在科学和民主方面的信念能把中国引向救赎的道路。在1924年，极少中国青年愿意倾听明显来自另一世界的诗人对西方文明的问题和古老亚洲的美德大发议论。

之前一年，梁启超与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及激进派之间爆发了一场唇枪舌剑，这些人确信共产党乃解决西方的危机和中国混乱秩序的答案。接待泰戈尔的梁启超，早已被年轻的激进派攻击，这些人也对浪漫诗人徐志摩，泰戈尔在中国的翻译，展开连珠砲似的抨击。

同梁一样，更为公开的儒家学者和佛教思想家对中国在现代社会存活的重要性保持忠心 ，并试图对革新派和保守派倡导他们的宗教似理想。例如，改革派的太虚和尚（1890年至1947年）【6】试图为中国佛教奠定一个世俗的方向，让寺庙、学校和世俗社会阶层去体恤穷困与没受教育的中国人。

然而这对年轻的激进派却不尽如人意。毕业於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是教育家约翰·杜威的学生及一位开放的“西式学者”，他代表激进派撰文，把中国是个软弱和被动的国家，被自身客观和政治环境所奴役，永远无法满足中国人的精神渴望这一观点讥笑为无稽之谈。共产党决定通过它旗下的各份杂志发起反泰戈尔运动。“我们必须警告他们，” 陈独秀对中国青年说，“不要被印度化。除非，那就是，他们希望将来自己的棺材躺在一殖民大国踩著的脚底下。”

充满火药味的论战，一个同中国和印度有关的，在由西方制定的全球等级体系中的更大未知部分，表明了中国思想家在设想国内秩序时不得不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考虑在内，同时不捲入一场巨大的，关於过去与现在的意识形态的唇枪舌剑中。因此，泰戈尔在1924年“踏上西方帝国主义的门户城市上海” 後，如茅盾所言，他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预示著其它更为猛烈——将永远改变亚洲版图的风暴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