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步步行: 一行禅师生命中的勇气与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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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满食物的船上，一行禅师和一小队义工往邱邦河（Thu Bon River）上游划去，直入山里，在那儿，士兵们互相射杀，空气里散发著屍体腐臭味。

这组义工队没有蚊帐或饮用水，他們顶著寒风在船上睡觉和进食仅有的白饭。在这一严酷状态下，曾经感染霍乱和痢疾的一行禅师，再次地感染上相同疾病。

那是1964年的南越。该地区在经过数天豪雨后，峡谷洪流爆发水势湍流不止，在逃生无望下导致了4千多人死亡和数千家园被淹没。全国动员救灾，可是受困於冲突地区的灾民遭受最严重——除了一行禅师和他的团队外——没有任何人愿意冒著被卡在冲突导火线的危险情况下赈灾。

整整五天义工队走访受灾村莊分发食品，在遇到伤兵时，他们也不分伤病派系，皆同样地给予帮助。在面对这一苦难及他的国家越南长期遭逢生灵涂炭的悲痛下，一行禅师往一根手指上割，让血流入邱邦河。 “这，” 他说，“是为所有在战争和洪水中丧命的人作的祈祷。”

人间佛教（Engaged Buddhism）：是通过冥想和修习佛法，把顿悟实践到社会、环境或政治中以期减轻人间苦难。一行禅师是公认的人间佛教身体力行者，但是，身为僧人的他在接受香巴拉太阳（Shambhala Sun）杂志采访时说，所有佛教都是入世的：“当炸弹开始往下掉打在人们身上，你不能继续留在禅堂里打坐冥想。冥想是感悟认知所发生的事——不仅仅是内心和感情上的，还包括周遭发生的事。”

“当我在越南还是一个见习僧人时，” 他继续说，“我们年轻僧人目睹了战争造成的苦难。因为如此，我们极度渴望通过入世方式修习佛法藉以把所学实践到社会中。这并非易事，因为传统的佛教不直接提供人间佛教教义。我们只能自己去做。”

为此，人间佛教在越南战争之际诞生了，并且在西方世界获得了深刻共鸣。一行禅师或 “Thay ‘老师’（学生对他的亲切称呼）, ” 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佛教导师之一。他也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宽广丰富。出版的作品包括回忆录、日记、诗歌、儿童故事书和历史小说等。但他最为人知的是却是佛法传授。他深受欢迎的作品包括《和平步步行（Peace Is Every Step）》和《真爱（True Love）》。在这些书中他分析佛法的根本要义，教导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应用。其它作品则带有学术性质，例如《割穿妄念的金刚石（Diamond That Cuts Through Illusion）》，是本阐释《金刚经》的书；而《根基转化：唯识五十偈颂注释（ Transformation at the Base： Fifty Verses on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则通过主流佛教思想和现代化概念来阐述阿毗达磨（abhidharma）及传统佛教就心理学方面的教义。

艾伦·瑟耐克（Alan Senauke），前佛教和平团契执行董事（译者注：瑟耐克现为加州伯克利禅中心（Berkeley Zen Center）副主持 ），同我谈起一行禅师的教诲：“他的学识非常深厚毫不晦涩。他把难以理解的教义变得平易近人和生活化。你可以清楚知道该如何去应用这些教义。”

杰克·康菲尔德（Jack Kornfield），《智慧心（The Wise Heart）》的作者补充说，“一行禅师有能力表述一些我听过的，最深奥，就相互依存和空无方面的佛法教义。他有著诗人般的才情，能够举起一张纸教导我们雨云、树和伐树人都在同一张纸里。他是把法灯带到西方社会最重要的掌灯人之一。”

原名叫阮春保（Nguyen Xuan Bao）的一行禅师在1926年生於越南中部。在同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的一次访谈中，他告诉温弗里他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是大约在七八岁左右， 在一本杂誌上看到佛陀的照片。佛陀坐在草地上，面带微笑，看上去比当时还是小男孩的他所认识的人更平和。禅师决定，他想像佛陀一样，成为一个和尚。开始的时候，他的父母不愿意，认为这将是一个艰难的生活，然而在他16岁时，他父母允许他进入一座位於顺化附近的临济宗禅寺修习。

在那里，他师从陈贵真实（Thanh Quy Chan That）法师，他被教导冥想乃通往了悟之门。然而，寺院的生活并没有全天候学习冥想。所有人，上至年长僧人下至新进沙弥，都须遵循一个条规： “没幹活，就没食物吃。” 是以禅师每日做铲粪便、打谷和挑水等工作直到肩膀红肿为止。

几年後，一行禅师正式持戒，同时被寺院送往宝国学院（Bao Quoc Institute）深造。然而，他对学院提供的教育不满意，因为课程缺乏对文学、哲学和外国语言方面的重视。学院管理层不接受他就就课程改革的建议，因此他和一组学生离开并在西贡的一所寺庙居住，在那里他们研究西方哲学和科学，抱著这些知识够重振越南佛教的信念。在30年代，青年佛教改革运动已经在越南生根，一行禅师离开宝国学院的决定也显示了他同佛教改革运动目标一致。

为了促进改革，一行禅师教导和撰写佛教知识，在他二十多岁时，就已经出版了数本作品同时地，他予人耳目一新的思想言论也让人广为传诵。根据他当年的作品，他认为，为了挽救日益陈旧的佛教，它必须与世界各地并肩进步。第一圣谛，即苦圣谛——是静止不动的——可是每一时代的苦难性质也会随著时代改变。一行禅师教导说为了让修行者减轻（社会上经历的）苦难，他们必须同所处时代遭逢的苦难有着亲身体验。当时越南面临的严峻情况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入侵越南，驱逐法国殖民政府。当日本於1945年投降後，越南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使得越南独立同盟——一个受人民欢迎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能够发起革命。然而，1947年大规模战争爆发後，盟军同意法国重建殖民统治。法国在1954年於奠边府（Bien Dien Phu）战败後撤出，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越南被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为亲西方的南越，一为受越共控制的北越——并且将在国际监督下举行的自由选举後完成统一。但美国担心选举将使共产党势力扩展至全国，为此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确保选举不能实现。很快地，事态发展清楚显示只有美国的外交力量、经济和军事干预才能保全南越政府。

同美国人一样, 越南佛教徒担心共产党接管。为了鼓励佛教徒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支持建立一个独立、民主 的南越，一行禅师加入一家鼓励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杂志社，任职编辑。在这期间，他还在一份日报撰写了一系列佛法文章，并召集了数百位同他一样对越南有相同远见的人会面；他还创办了一家读者对象为追求佛教现代化的年轻僧侣的杂志。

他在推进人间佛教作出的努力引起保守佛教权派的注意，这些人试图阻扰他的工作。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主编的，在全越南佛教协会（ All-Vietnam Buddhist Association）旗下出版的杂志被迫停刊。这让一行禅师易辙改弦，创建了一所坐落在西贡附近森林里的实验性小社区，冯波（Phuong Boi）。在他的著作，《芬芳棕榈叶（Fragrant Palm Leave）》，一行禅师抒情地叙述那里的生活。“森林里的早晨如白纸般洁净，除了绯红的纸边尽是纯白。” 夜晚则 “夜如帷幕” ，“深而隐秘。”

在冯波生活期间，一行禅师继续从事人间佛教写作并走访各个寺庙佈道。在一次旅途中，他遇见了一位生物学学生高玉芳（Cao Ngoc Phuong）。高玉芳後来成为一行禅师 “十三雪松” 的一员； “十三雪松” 是追随一行禅师学习，全面支持他的工作的13位充满激情的年轻人。高玉芳後来成为真空法师（Sister Chan Khong）。一行禅师吸引了大量学生追随者，这让传统佛教徒倍觉威胁并持续不断地对禅师做出各种抵制。这些反对者多方面阻扰取消他教导的佛教课程。政府也同样对他的行动不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一行禅师逃到西贡，而那些继续留在冯波的追随者则被迫迁移到政府军建立的小村莊。

被一连串变故刺激之下，一行禅师接受了奖学金到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深造，攻读比较宗教。他於1962年在日记里描述的普林斯顿同着墨冯波的生活一样抒情：“秋高气爽的季节，微风中，落叶和肩膀相遇。时而金黄时而殷红如胭。” 然而，禅师害思乡病并敏锐地感受到他的实验社区的灭亡。” “普林斯顿是美丽的，” 他写道，“但它没有冯波独有的风情。雾不曾群山环绕，它不会让你彷如站在海的边缘……普林斯顿缺乏冯波的野性。”

但是，他同时写道，“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冯波。它在我们心中是一处神圣境地。” 在内心寻找真正的家是一行禅师多年来能够继续自我增进的能力，也因为如此，冥想使他成为当今最著名的导师，“我已抵达。我已到家。” 他在另一本著作中使用这名字，“我已抵达净土，一个能让我触摸儿时天堂和生命中所有美好事物，真正的家。我不再对存在和不存在、如来如去、生死等事烦心。在我真正的家里我没有恐惧、没有焦虑。我得到平和与解脱。我真正的家是在这里和当下。”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发现一本书。一本於1892年出版，并于同年捐赠给图书馆的书，但根据书後页的借书记录卡戳印，只有两人借阅过——第一次在1915年，另一次在1932年。禅师决定成为第三位借书人，他同时间也被希望与二位借书人会面的愿望所控制。他们消失了，他意识到，自己很快也会消失。他想知道被情绪笼罩下的自己是什麽，究竟是否存在。然後他感受到一丝顿悟。後来他在日记中写下：“如果你打我，对我抛石头，甚至射杀我，所有关於 ‘我’ 的一切将瓦解。那麽，什麽会凸显呢——淡如烟雾、虚无缥缈，同时地既非烟雾也非虚无；既非醜也非不醜；美丽，却也不美丽……像蚱蜢般，我没有神圣的想法。” 根据一行禅师的解释，他在越南出家并且教导了许多不同年龄层的越南佛教徒，但他却在西方成道。

他的祖国形势却变得越来越严峻。在1963年4月，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南越总统吴廷琰，禁止佛教徒在佛陀诞生传统週年纪念日展示佛教旗帜。抗议这一禁令的示威紧随而至，一些人为此丧命，其他人则被逮捕和遭受酷刑。在六月，释广德（Thich Quang Duc ）和尚在西贡的十字大街上以抗议形式自焚。那是越南的第一起自焚事件，这事件导致其他人效法。

身在美国的一行禅师为此焦虑不已——他被自己崇高努力造成的伤害，和如瓷器做成的灌木丛被折断等等梦境折磨煎熬。从1963年的6月至10月期间，一行禅师马不停蹄地接受报章和电视台等媒体采访，以期争取和平运动的支持并进行了一个被媒体广为宣传的五天绝食活动。他还把从越南方面获得的人权迫害方面的新闻翻译成英语，整理集合成一分文件後递交给联合国。

然後在1963年11月，吴廷琰政权垮台。吴本人遭政变暗杀。一位曾对禅师在推进佛教现代化方面做出的努力抵制过的保守派佛教法师给他发了封电报，敦促禅师回国帮助重组佛教。禅师不仅考虑了要求也感动不已。无常是多麽奇妙啊！他对高玉芳说。

在1963年12月16日，一行禅师飞回越南，并在数星期後向越南统一佛教会（UBC）理事会提交一份三点建议书。请求他们呼籲停止在越南发生的各种敌对行动；建立一所能够让国家领导人学习宽容的佛学院；同时创建一家培训中心，以培养社会工作者通过非暴力推动社会改革。但理事会只接受了创办佛学院的建议；高等教育佛学研究所於1964年2月创立，後来易名万行佛教大学（Van Hanh Buddhist University）。其馀两点建议被理事会视为一个诗人的不切实际想法。

然而，一行禅师并不泄气，在没有统一佛教会的抵制下，他建立了几个作为社会改革模式的试点村莊。他鼓励村民们发展自己的地方经济和提供医疗保健和教育，教导年轻人通过学习现代化耕作和改进公共卫生等方式自力更生。当统一佛教会看到一行禅师的成功後，他们同意支持他培养年轻人为穷人服务的想法，但却没提供任何财政援助。

禅师在1965年9月宣布，青年社会服务学院（School of Youth for Social Service（SYSS））将作为万行佛教大学一个课程项目。反响热烈非常，仅三百学额的课程却吸引了一千多名理想主义者申请。但在1966年，因为担心禅师与共产党暗中勾结，统一佛教会撤销了对禅师建议的认可。然而，SYSS 因为获得年轻人的支持而能继续推行许多为人称道的项目，其中一个项目，是义工冒著生命危险帮助农民重建在战争期间饱经轰炸的村莊。

1966年2月，一行禅师授任六位 SYSS 领袖，作为一个他命名为为互存会（Order of Interbeing）的新宗教秩序。互存会是个让佛教徒修习——不论男女、僧人和普通教徒——一起致力社会服务的社区，参与的人每年须接受至少60天的正念训练，并遵守十四条正念培训。一行禅师编写的正念培训课程，目地是为过去数千年来佛教徒遵守的近数百条传统戒律提供一个现代化版本。正念培训课程旨在让今人佛教徒学习佛法心，而非叛离佛教传统。

前三条培训旨在克服意识形态的分歧、狂热、政治或宗教方面的自以为是。第四条鞭策学员不仅要冥想苦难并积极地去减轻它。第五条涉及消费——过简单生活，远离酒精饮料——第六条注重寻找个人愤怒以能对症下药，因为愤怒最能製造深远的社会後果。第七条培训，是在所有正念的核心上教导当下正念的重要性，第八和第九条则教导正确言辞。最後五条培训涉及身体各种感官，敦促會員不可作，例如，暴力行为，或从事有害的性行为等。

互存会为首次授任的六位成员举行了个庆会。每一位成员各获得一盏手工製造的纸灯，灯上有一行禅师用中文书法写的字句，如 “满月之灯，” “智慧之灯，” 等。六位会员由三男三女组成，高玉芳是其中一位。虽没有削髮，三位女性选择了独身禁慾。而三名男子，选择了结婚和过普通信徒的生活。由於战乱，直到1981年後，没有人被允许加入互存会核心社区。今天的互存会已发展成一个达一千多名核心成员的庞大社区。

在1966年5月，一行禅师离开越南，原以为短暂数个星期的旅程却变成了40年流亡生活。当时出国目的是到美国为康奈尔大学主持越南佛教研讨会，同时进行一个促进和平的演讲旅遊藉以向西方表示越南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反共的意见。禅师此行期间，会见了许多著名人物，包括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和马丁·路德·金。 金後来提名一行禅师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但在6月1日，他在华盛顿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提呈了和平建议书後，当天南越政府即刻宣布他为叛徒。在建议书里禅师敦促美国停止轰炸并提供无附带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重建援助。建议书里提出的其它建议明确显示，一行禅师不倾向战争中的任何一方。这使他成为南北越两方的敌人。

美国之行後他移居法国，在巴黎一贫民区落脚，在那里他成为越南佛教和平代表团主席。他和他的小团队进行著向巴黎公众传播越南局势方面的工作，和寻找赞助人领养越南孤儿 这在当时是个重要的工作但於他个人也是个具有挑战性的时刻。他曾提及那段日子，感觉细胞从身体里分裂般，或像蜜蜂离开了蜂窝似的。他期待着能再次回到越南，然而当北越共产党政府於1975年控制南越後，他被禁止进入越南。

1976年，一行禅师出席了在新加坡举行的宗教与世界和平大会，在那里，有一组越南女团員告诉他，成千上万的越南难民滞留在东南亚各国的难民营里，因为移民配额的因素，这些难民没有机会获得任何国家接受。由於许多难民坐著摇晃小船在大海中逃生因此被戏称为“船民”。来自互存会的邓严法师（Sister Dang Nghiem）说， “ 他们像沙丁鱼般装入船舱。”

因为害怕在共产党管制下的生活，船民离开自己的国家，但逃脱是极度危险的。如果政府发现他们逃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们或被监禁或枪毙。海盗是另一个海上逃生需面对的兇险，一旦遇上船民无一倖免地被洗劫和妇女惨遭轮姦，之後若再遇上另一船海盗，在无财物可抢下船民就会被杀害。邓严法师说：“船民死亡机率远比劫後馀生更大”

在新加坡，一行禅师从越南女团员口中得知，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多国政府有个把难民船驱逐到公海的政策。她们知道已有9人被驱逐并邀请一行禅师做见證人。一行禅师对所见之事很感动，旋即展开代表船民的工作。他和盟友发起资金筹募会，租了两艘船，一艘货船，罗兰号（Roland），和一艘油轮，利普特号（Leapdal）——在短短几週内两艘船在公海救出了近800多位难民。他们的计划是把难民送到关岛和澳大利亚，如果这两个地方在难民抵达後拒绝发出就地签證，禅师和他的朋友则会邀请记者采访情况。当这个计划洩露後，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难民开始离开营地，希望能遇上罗兰号和利普特号。这激怒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项目开始後不到三个月，一行禅师被迫停止代表船民的工作。

尽管如此，他持续地给以精神和情绪上的帮助， 邓严法师说。一行禅师最为著名的诗，《请以种种真实名字呼唤我》，就是於1978年帮助船民时写的作品。在诗中他如此写道，她是那位被被海盗强暴後投入海里的12岁难民；他也是海盗，尚未有爱人的能力。他是大权在握的政治成员；他同时还是劳改营的囚犯。他的结论是：

请以种种真实之名呼唤我，
我才能觉醒，
也才能让我的心门敞开，
那是慈悲之门。

“这首诗充满了慈悲心，” 邓严法师说，“ 一行禅师的诗治疗了许多船民。这将能帮助他们拥抱痛苦并能与其他人沟通相连。”

一行禅师还吸引了一批向他学习佛法的追随者。在1971年7月，他和他的越南学生开始在农村寻找廉宜的房产，最後他们在巴黎东南找到一所残破的房子。禅师和他的小圈子继续在首都生活工作，逢周末就前往他们的新家。这地方后来被称为甜薯，他们逐步修楫室内各个房间直到适合居住为止。在1975年，甜薯成为了11个人常年居住的住宅，房子周围优美的自然环境，也帮助他们治疗恐怖战争烙下的后遗症。

到了1982年，甜薯已经无法无法容纳所有想到那里静修的人，为此他们在多尔多涅（Dordogne）地区买了两片土地；多尔多涅是世上最美味的乾梅李产地之一。两片地块被称为“上村庄” 和“下村庄“，后来统称为梅村（Plum Village）。

经年累月，社区花了大量的精力才把梅村发展成今天的规模。当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在 “上村庄” 种植一片梅子园，以便将来能够卖梅果筹集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儿童。1990年，梅果开始收成；到了1992年梅果年产六吨。

社区也同梅树一样茁壮成长。1983年，他们举行了第一个177位修行者的夏天开幕礼，到2000年人数达1800人。梅村今天有五个独立的小村莊，但它仍然是一个樸质的社区。在他的另一本书，《我已抵达，我到家了：庆祝梅村生活20年》，一行禅师解释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这里建立一个豪华、漂亮的寺院。当我能卖书赚钱後，所得的钱都用在救济越南的饥饿洪水灾民和受害者。在我们社区还有许多人仍谁睡在睡袋。真空法师仍使用睡袋。在梅村，我过去睡在用四块砖头和一张薄木板和超薄的床垫上。这并不妨碍我快乐。”

在2000年，一行禅师坐落在美国加州，爱斯康迪都（ Escondido）的第一所寺院，鹿苑（ Deer Park）建立了。鹿苑过去是一所戒疗所、一个天体度假胜地、犯人拘留中心，也曾经是一所供警察使用的枪法训练中心。鹿苑购买该地段时，营房破旧不堪，子弹和垃圾堆积，但四周围被丁香和白鼠尾草灌木丛环绕。真空法师在她的著作，《学习真爱》一书提到，“我知道，我们可以把这些醜陋的破烂营房改造成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像当年的梅村一样。” 当然，她是正确的。

一行禅师现在在世界各地有数十万名学生，在美国也有数百个团体学习他的传统。2007年，他在纽约的哈德逊河谷创办了第三个禅修中心，蓝崖寺（Blue Cliff Monastery）。每隔两年，他为美国东西海岸的禅中心主持静修，每次的静修都吸引了上千人参与。一行禅师写了超过四十五本英语书籍，从畅销作品到的学术著作，不一而足。他还曾教导警察、囚犯和政治家等做正念修习。他也领导过和平遊行、聚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静坐，并鼓励激发了全方位的人间佛教运动。

2005年的1月11日，一行禅师终於有机会再次踏上越南土地。他在僧伽成员的陪同下，跑遍全国各地，与越南人民联系沟通。他特别关注年轻人。

同一行禅师一起访问越南的一位比丘尼，松法师（Sister Pine）说，“超过50％的越南人口在他离开後才出生，所以他是同全新一代或两代越南人接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越南年轻人把佛教视为他们祖母那一代的事，他们只想去大城市，过着西式、城市化生活方式。Thay是少数能够吸引年轻人的佛教导师，甚至引导他们追求寺院生活。” 她继续道，“但是，他能吸引如此庞大的人数，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接受他的教诲这一事实让越南政府震惊害怕。”

在2007年，一行禅师再次拜访他的祖国，这一旅程他的首要关注点是帮助癒合越南的历史伤痛。他有各种治疗方式，松法师解释说：“Thay向越南政府提出建议，让入籍他国的海外越南人能在不须特别签證的情况下回来并建立纪念碑纪念当年丧命的船民。而实际上，关键治疗方式是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举行三个安魂曲仪式。“ 当时的想法是，通过仪式悼念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不论死者生前属於哪个政权派系。

为逝者举行喜庆似仪式是越南传统。但由一行禅师率领的，允许纪念因战争死去的人做的仪式却是头一遭。据他说，这类集体性治疗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现在不把苦难和创伤转化，它们将传送到下一代，” 他说。 “下一代人将会受苦并且不明白根由。现在就把苦难和伤痛转化掉是最好的方式。”

一行禅师在2008年又再次拜访越南。然而，自那时起，越南政府明确表示不再欢迎他。在2005年的第一次访问中，一所名字叫般若（Bat Nha ）的寺庙住持多次请禅师当该寺庙住持。禅师告诉住持继续留任，但他同意帮助主持把寺庙转换成一所修道院。禅师向政府申请许可證，在批准後由梅村负责修建。

最初，般若修院有个仅能容纳50人的大堂。在修院住上数月的邓严法师说，“从2005年到2008年，我们建造了五座建築，包括一间可容纳三千人的禅堂。然後我们买下周围的土地，把寺院面积扩展三倍。政府想不到般若修院会发展修建得如此之快，也无法预见人民的反映。每个星期天，数千人到修院作正念修习。” 短短4年时间，一行禅师在修院为5百多名僧尼举行了持戒礼。

在2008年的年中，一行禅师的影响力让越南政府感到威胁，他们开始解体修院。首先，他们命令来自梅园的僧尼离开般若修院；然後他们要求在修院修习的越南人离开。

政府在2009年6月派出暴徒恐吓居民，对僧人和寺院建築投掷粪便，还掛上写有 “梅园滚回家。你所到之处皆带来痛苦” 的横幅。到9月时事情忽然恶化。大约100名警察出现，驱逐修院僧人。两位年长僧人被逮捕，馀下的人被迫在大雨中站立近十个小时不让进食，同时还受到性骚扰和虐待。但没有一个和尚或尼姑做出暴力回应。他们在诵经中维持冷静。

许多僧人在附近的一个寺庙寻求庇护，但被官员追上，威胁寺庙的主持逼迫他们离开。据邓严法师说，“不管他们回家，或躲藏起来或去其它寺庙，都一直被追缉。他们持续不断地受到当局的迫害。目前，一行禅师在法国和美国的社区想方设法为这些僧人申请签證，以便让他们可以来西方的寺院修习，然而过程缓慢成功不确定。

驱逐事件发生後，邓严法师告诉我一行禅师花很多时间作行走冥想。 “有时，当我去他的小屋，屋外风大，树木摇曳，Thay会说，‘土地和天空感受到越南那边的兄弟姐妹们的痛苦。’ ” “我们是有理想和乐观的人，” 邓严法师继续说道。 “我们或许会，或许不会再有一个像般若修院的地方，但它会用另一种形式回来。” 她笑著说，“我们将建4百所般若修院。”

2009年夏天，在波士顿郊外的一次静修期间，一行禅师受到慢性肺部感染。起初，他以为能够继续主持波士顿之後，在科罗拉多州的静修，但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并接受全面的抗生素疗程。在细心的医疗照顾下禅师很快康复，之後立刻投入到正常教学中。现在，“他状况良好，活力四射，” 松法师说。 这83岁老叟，“他让我们这些而立之年的人望尘莫及。”

这些日子，他大部份时间都在写作，尤其是在回应般若修院事件上。 “我们看到自己是祖先的延续，我们是同一条溪流，不是停滞不前的池塘或湖泊，” 在最近的一封信中，他把它送给 “我般若修院的孩子和远近各处的人。”

“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兄弟姐妹们的存在，以及他们孩子的存在......我们把自己传送给我们年轻的兄弟姐妹，还有我们教导照顾的年轻人，不管他们是僧人还是普通信徒。我们在彼此身上看到彼此。我们有机会把最美丽健康的自己传送给他们，这是多麽大的喜悦和满足感啊......我们、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孩子汇聚成一条溪流。没有分离，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