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吳念真講故事：《重逢》

有一天，我去坐計程車。台北市大概七成以上的人認得我，所以我在台北很守規矩，走路一定靠右邊，不會一邊走一邊抽煙。那個計程車司機在聽古典音樂，那音樂恰好是我當時唯一能接受、唯一喜歡的肖邦。我很高興。他從後視鏡看到我。我說那是肖邦啊。他說對啊。他很含蓄地說，導演你好，我常常想，如果哪一天碰見你，我一定要講個故事給你聽。我說好啊，你講啊。他說，你就當成我自言自語好了。

他講故事的技巧不是很好，就是說他大學時有個非常好的女朋友，全班都以為他們會結婚。他大學畢業後去當兵，他女朋友在外商公司做事，做得非常好。他退伍之後，女朋友說不如我們一起開一個小公司，因為她在外商公司工作過程中認識很多客戶，也有很多經驗。兩個人就開始做。這個男人是本省人，女朋友是湖南人，她媽媽很會做飯，女朋友常帶他回去，她媽媽會煮很好吃的飯給他吃。

後來生意越做越大，從兩個人做到十幾個人。他一個客戶的女兒和他一起出差去馬來西亞，兩人就上床了。客戶知道後，一定要他負責。他那時候也知道這個客戶是蠻大的客戶，跟他女兒結婚也不錯，找到一個好的太太可以少奮鬥十年。本來他和女朋友的計劃是做到四十歲，公司上市，他們就退休環遊世界。可 是夢還沒有完成，他們就分手了。他女朋友很好說話，這樣再講什麼都沒有意義了。唯一抗議的是她媽媽，她媽媽有一天中午拿著飯菜到辦公室，一進來頓時鴉雀無聲。他很害怕，就站起來。她媽媽只是打他嘴巴，說，壞孩子，我不煮飯給你吃了。就一直哭著走了。他說那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

其實他跟妻子在一起也並不快樂，總有一種內疚和罪惡感，最後也就離婚了。最後很頹廢，生意亂七八糟，欠了一屁股債。台北做生意失敗的人常常去開計程車，因為還是自己當老闆。可是不好的是常常遇見以前的客戶，還會打招呼，下車後會多給錢，他就會覺得很尷尬。後來他在機場排隊，遇見的正是當年的女朋友，很商業精英的打扮。他的第一反應是把後面的牌子拿掉，因為上面有他的名字。他女朋友上來，直接說要去台北市中心的私人醫院。他就低著頭，不想讓她 認出來。那個女的沒有跟他講話，就開始打電話。第一個電話打回家，在外國，叫她女兒不要因為媽媽不在家就不上芭蕾舞課。叫她兒子記得吃維他命丸，游泳課要上。再打一個電話是給澳洲的公司，說已經到台北了，交代要做什麼事。然後打給她在倫敦的先生，說要買什麼東西。最後打一個電話給他們共同認識的一個同事， 說我回來了媽媽生病要開刀，我特地回來陪她，不久就要回去，想看看你們，你們一定要帶著小孩子來。然後就到了，下車。他想，還好，一路都沒有認出他來。結果那個女的突然轉回來，把窗戶搖開。

她說：我已經跟你講過了我自己十幾年來的人生變化，你連Hello都不想跟我說一聲嗎？講完就走了。車子已經開到我公司，他還沒講完一半。我就說沒關係，你講完我再走。聽完只是覺得人生慘烈，可是後來想起突然感覺很強烈，非常深沉。有一天晚上寫到這一段的時候感覺很難受。

 

延伸阅读：吳念真：唯一可以聊天的是回憶

（南方都市報2011-08-28 ）

    會講故事的人

    朋友第一次見到吳念真，吃了一頓飯，直呼「粉碎了預期！」

    這也難怪。之前大陸讀者對吳念真最直觀的認識，就是看楊德昌的電影《一一》，吳念真演裡面老實寡言的中年男NJ，「話不多」成了大家對他的印象。

哪知初見面，吳念真就用滔滔不絕的段子鎮住一桌人，隨便一件事在他口中都是一段單口相聲。被稱為「台灣最會講故事的人」，吳念真原來不只會用筆、用電影講故事，更擅長用嘴巴講、用手比劃，說到興起，還起身唱歌！

    這是吳念真首次在大陸面對記者。他的新書《這些人，那些事》由譯林出版社推出簡體版，是大陸首次正式出版吳念真作品。強調「正式」是因為早在1988年， 內地出版社就出過吳念真的小說集《抓住一個春天》，沒有得到他授權，屬於盜版。「我給那個編輯寫信，說你至少給我寄本書看看什麼樣。他寄了五本到台灣，居 然還請我給他簽兩本寄回去。」吳念真又好氣又好笑，不過還是照辦了。

    《這些人，那些事》是散文集，文章最初發表於台灣《時報周刊》雜誌專欄上。這些篇幅不長的文章裡，吳念真回憶童年、親人、朋友的往事，也寫不少聽來的事， 頗有歲月滄桑感，無不精彩感人，也寫活了傳統台灣的風土、語言。這本書去年在台灣出版，大受歡迎，不斷加印，至今賣出十幾萬冊。

但大陸版推出的時候，吳念真還是為出版社擔心：「在這邊能不能賣得出去？這邊讀者了解書的背景嗎？比如台灣的日據時代。」因此他不遺餘力地配合宣傳，先來到南國書香節，見廣州的讀者；又轉戰上海書展，開講座簽名售書……

    懷念過去，所以創作

    吳念真生於台灣九份大粗坑，在礦區長大，父親是礦工。他是家裡老大，因為家貧，15歲初中畢業就輟學到台北工作。之後當過兵、讀了大學。他早年寫小說，後 創作劇本，與侯孝賢、楊德昌等知名導演合作多部重要作品：《海灘的一天》、《戀戀風塵》、《無言的山丘》、《悲情城市》、《一一》等等。

他執導的電影處女作《多桑》講的是他父親的真實故事———成長於日據時期，受日本文化影響深厚，一輩子只會講日語和台語，因礦工生活遺留下嚴重肺病，後不堪疾病折磨在醫院跳樓自殺。

    「我父親有一句至理名言：あいうえお，一夜變作bpm (意即日語假名變成中文拼音)。」吳念真認為這句話道盡父親一生在文化歸屬上的曲折苦痛。「我父親受日本文化影響深厚，和子女的關係很隔閡，總是很嚴肅， 現在的人是難以理解的。」正因為吳念真與父親這種隔閡的親情，以及父親之死給他的深重打擊，使他拍了《多桑》，大獲好評。

現在，大粗坑礦場已成過往，但對吳念真卻是心心念念的舊日情懷，比他居住了四十多年的台北感情要深得多。在《這些人，那些事》中，他也寫很多礦區的人和事，借一支筆，表達他對那個年代的懷念，也讓今天的讀者感受已消逝的往事。

    作品中堅持用台語

    吳念真寫台灣，堅持用本土語言，認為最能表達台灣人的還是台語。他主創的台灣本土舞台劇系列《人間條件》至今10年，依然火爆，全部用台語演出，受到本地 人的歡迎，卻苦了不懂台語的「外省人」，馬英九的太太來看演出，和我們聊天。我說話很直，直接問她：「都是講台語的，你看得懂嗎？」馬太太很可愛，說： 「猜猜應該有三成。」

不論是寫劇本、做舞台劇還是寫小說，台語寫作一直是吳念真作品的重要特徵。他的國語說得流利，但台灣腔濃重，把「心服口服」說成「心胡口胡」。他還嘲笑那些認真講國語的本地人：「你講得再好有什麼用？去到大陸人家一聽就知道你是台灣人！」

    但吳念真也說，台語和國語、本地人和「外省人」的區別和隔閡，在下一代身上已漸漸模糊。「我兒子就不會講多少台語，國語卻講得很溜，還會翹舌音。」在吳念真看來，這種本土文化的消退不可抑制。這也更成為他創作的動力。

    南都記者對吳念真的專訪，從他的新書開始。

    寫作是自我治療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這些人，那些事》的故事，好多人說看了流淚，很感人。

    吳念真：我覺得是跟年紀有關係的，年輕的時候來寫，會寫得比較複雜，用很多形容詞。但是到了一定年紀，人生經歷多了，對文字的處理就不一樣了。剛剛過去這 十年裡，是我人生中最動蕩的，有三個人離開了我：媽媽，弟弟，妹妹。弟弟妹妹都是不正常離開，都是自殺。這個對我來講是打擊非常大，但是我hold住了。

    南都：你怎麼做到的？

    吳念真：我有一陣憂鬱症很嚴重，沒有一個醫生有把握能跟我談。他們都很年輕。我聊天的對像是誰？記憶。真的，唯一可以跟你聊天的就是記憶。別人不一定能進入你的內心。所以你要幫你自己。

    有時候，想到一些人、故事，講給朋友聽，他們聽後淚光閃閃，會講：你××最會煽情啦！聽完還問我：你要不要寫出來？後來我就開始寫。寫作對我來說是自我治療，我覺得蠻好。

    南都：這些文章之前是發表在雜誌上的？

    吳念真：對，是雜誌的專欄文章。限制字數是1200字，必須在這麼短的篇幅內把故事寫完。因為是周刊，一周要寫一篇。本來是壓力，但是到後來我很期待交稿 日禮拜二。我會期待安安靜靜的時候會想到誰。我發現，故事會出現在腦袋裡面，和時間先後沒有關係，是跟你記憶的深刻度有關係。或者說，你不知道怎麼去講給 別人聽，所以就這樣一個個寫出來，盡量用最平淡的方式，只是描繪畫面、話語，不加入很多形容詞。

    我喜歡願分享故事的朋友

    南都：讀這些文章會覺得奇怪，為什麼你有那麼多故事講？是你一直對故事很敏感嗎？

    吳念真：我比較敏感，別人講給我聽，我會記住。書裡面有一篇叫《重逢》，講的士司機偶遇前女友，前女友用打電話的方式告訴他分手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是我最喜歡的故事之一。

你知道我怎麼知道這個故事嗎？是我打車的時候，計程車司機跟我講的。

那時候他在聽交響樂，我就覺得這個人很特別，說「你這個音樂我也很喜歡。」

他說：「我知道你會很喜歡。我可不可以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他講那句話的時候我就很敏感了，因為聽到他的嗓音有一點哽咽，是下定決心，就請他講。

故事很長，還沒講完已經到公司了，我說沒關係，車停著，讓他講完。後來我把文章寫出來，那位司機看到這篇文章，特地來公司找到我，一見到我就跟我敬個禮說「謝謝」。

    南都：司機講故事的時候就知道你是誰是吧？

    吳念真：是的，我在台灣很多人認識的，因為我拍很多廣告。所以不能做壞事(笑)。

    南都：那是他信任你，願意講給你聽，願意你寫出來。

    吳念真：是的，他願意這個故事被寫出來。我很喜歡這樣的朋友，他們願意把他們的故事講出來，分享給別人。而且敢把故事講給別人聽也是一種治療。

    那樣的世界讓人懷念

    南都：書裡也寫你自己、親人的故事。你15歲離開礦區，但年少時期好像對你一生影響很深刻。

    吳念真：我覺得，人的養成很重要就是你的童年。我們那個村子是個金礦，都是礦工。那個年代，中國人都不想遷移，能從四面八方到那裡去挖金子的，都是一群浪 漫之人，他們真的是生命共同體，你幫我、我幫你，就是一個大家庭。如果刮颱風，屋子被掀掉，第一個修的肯定是寡婦家，大家都去幫忙。

我很小的時候就識字，會念東西給鄉親聽，所以他們一直把我當成村子裡的榮耀。我很喜歡村子裡那種生活方式，我希望整個國家、社會是那樣的，人跟人之間是互相幫忙、互相體貼的。所以我剛到城市很不習慣，到現在為止對台北，還是沒感情，我找不到情感投注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做舞台劇，也是希望能把已消失的台灣的美德，比如關於承諾、道義，重新呈現出來。那樣的世界是很讓人懷念的。

    南都：你很喜歡那種溫情，作品裡都在追求「情」的表現，是嗎？

    吳念真：對，我覺得情感是很重要的。我對知識分子、新聞記者、政府官員，永遠是很多埋怨。因為我覺得他們應該是社會的中心，可是這些人都好自私、好隨便。

    南都：但你也是知識分子啊。

    吳念真：所以我有時也看不起自己，覺得「自己做的什麼事啊！」有時候演員要演戲，上台之前我會跟他講：今天是滿座的，觀眾花很多錢來看你的表演，你有良心的話把最好的東西給人家。我覺得最值得尊重的是最普通的觀眾、讀者。

    南都：你覺得是什麼在提醒你不要忘本？

    吳念真：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以前的那種環境，一個貧窮但是有味道的、相濡以沫的社會，這些東西對我影響太深刻，甚至帶著這些典範來期待現在這個社會。我們那個村子，1975年金礦就沒有了，大家都搬走了。可是之後我們村上的人到現在都還在聯絡，情感不會散。

    我的記憶都是畫面

    南都：你寫的小說都很有畫面感，語言也很生動。是不是跟你是編劇出身有關係？

    吳念真：我的記憶都是畫面的記憶。我從前剛開始寫小說，也都是寫畫面，誰做了什麼、講了什麼，我自己很少跑出來講很多話的。

    南都：這種思維決定了你做編劇很成功。

    吳念真：應該是，我寫小說的時候，電視台的編劇就找我說，你寫小說的方式很像寫劇本，你可以來寫劇本。我自己並不察覺。當編劇的思維，就是哪裡都是一個畫 面。有時候我看別人的劇本覺得很難看，很想問他「你怎麼不寫得好看一點？」我讀過朱天文的劇本，就很好看，她有些形容詞是不可能拍出的，但是很美。比如她 會寫一個人在客廳安安靜靜地坐著，陽光從後面曬過來，那陽光像千萬年都存在在那邊似的。這句話沒法拍，但是可以給導演一個feel。


    南都：你的小說有很多土語。很多鄉土文學土得掉渣，但你的不會。

    吳念真：我會挑那些在當時講最有力、用國語表達不了的土話。比如台灣有個詞叫「唔甘」，就是於心不忍，可是又沒有那麼親暱。你看到你喜歡的人在婚姻上挫折，你會「唔甘」，心疼她。但是用國語表達不出這樣的感情。寫作中什麼時候用台語，是需要考慮和挑選的。

    身份的尷尬

    南都：你現在是成功的跨界文化人。在大陸很少有你這樣又當編劇又當導演、寫小說做舞台劇還自己出鏡的「多面手」。

    吳念真：但我的悲哀是每個人都認為我不是他們行業的。電影界、寫作、舞台劇、廣告界都覺得我不是他們界的；你知道我大學時讀會計的，四十幾歲的時候，我的 大學教授還跟我說你不要弄那些有的沒的，要回來做會計。為什麼？因為會計系很多理論，英文的，很枯燥。我都會照我自己的方式寫。教授說很像看小說，很好 看，說我應該回去研究會計，把理論活化，走學術道路，他覺得我不務正業。對我來說，人生中就是覺得什麼有趣都可以做一做，可是別人總期待你專註一件事。我 覺得不一定吧，每個人的人生選擇真的不一樣。

    南都：了解你的人都知道你是鐵桿綠營。這個身份會對你來大陸、接觸大陸有影響嗎？

    吳念真：不會，只是在台灣就會把人分類，我臉上好像就明明白白寫著個「綠」字。其實沒有，我有很多朋友，國民黨、親民黨的都有。我覺得其實民眾最可憐，他們被迫只能挑選一邊，但其實真正搞政治的那群人哪有分得那麼清楚？他們有利益就好的了。


    南都：很多人說台灣是大陸的鄉愁。因為台灣保留著不少大陸已經消失的文化傳統。

    吳念真：我覺得台灣是比較特殊，經過的是不同的統治者，有不同文化「入侵」。一個朋友說，台灣被「鐵蹄踏過」，不是「滿目瘡痍」，反而是「遍地花開」。各 種文化已經長成自己的樣子。一個外國導演到我家來，說「你家真是非常台灣的典型」。為什麼呢？客廳非常西式，沙發是國外名牌；有一間和室，日式的，鋪榻榻 米，朋友來可以睡覺；家裡的樓上居然是佛堂，是台式的。我覺得這很正常啊，但在別的地方就看不到。這就是台灣的特色，把很多的文化混在一起。

    但台灣也有自己的尷尬，就是「我到底是誰？」台灣人對自己的身份總是認不清。比如說，我們從台灣來大陸，出台灣境要用護照，進大陸趕緊把護照收起來，換台 胞證。所以在大陸入境時對著「外國人」和「本地居民」兩條隊，我真的糊塗了，問工作人員說我要排哪條隊？她很兇地指著「本地」說：你當然排這一條！

   采寫：南都記者 黃長怡
    實習生 吳天儀 黃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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