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人需要出走

文/蒋勋

其实我不太讲旅行或旅游，我常常用的一个字是“出走”。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锐度，也失去了创作力的激发，所以需要出走。 

我上世纪70年代在欧洲读书，那时候要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我回答说还没有。他说：“你没有在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你怎么敢写他？”后来我就在意大利跑了一个月。

当时我身上就是一个背包，两件衬衫。我曾经睡过火车站，那时候戛纳火车站里有一堆年轻人睡在里面。他们问我：“你怎么没带报纸？要铺报纸的。”他们就分给我报纸。早上五点，警察带了一大桶的咖啡，当、当、当，敲着桶子，叫醒大家，请大家喝完咖啡离开，火车站要营运了。  

欧洲有种青年出走的文化。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认识一个14岁的苏格兰小孩，带个毡呢帽，打扫厕所一个学期存了点钱，就到欧洲来旅行。钱花完了一点也不害怕，就去街上吹苏格兰风笛赚钱，再继续下一段的旅行。我那时候感触很深，不同的文化背景，年轻人可以这么不一样。他们将来长大以后，能担当的事情也绝对不一样。

宋朝词人柳永说：“今宵酒醒何处？”中国文化里面本来有这个东西。可是这个文化老了，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年轻人的生命力没有了，生命力消失了。

我希望壮游能带动年轻人走出去，打出一片天。如果今天不能打出一片天，将来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很多人要去欧洲，都会觉得我在欧洲很久，就会来问我：“我要去欧洲，要准备什么？”我就会反问他：“你觉得你要去做什么？”当你自己很清楚要做什么、意志力很强的时候，所有的困难都可以一层层地被克服。我们今天小孩做的准备，他们的信用卡、语言，绝对比当年拿着商品样本在欧洲闯的台湾商人好，但是他们就是走不出去，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

有人好几年都在问我，但最后就是走不出去。其实壮游有一部分，是先走出去再说。 

我常常跟朋友说，《西游记》孙悟空那么厉害，他一翻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那他去取经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是唐三藏取经？因为孙悟空没有动机，而唐三藏有动机，虽然他没有取经的能力。动机是比能力重要的；没有动机，根本就没有出发点，连起跑点都没有。只要有动机，都很棒。最怕的是无所爱。如果年轻人想要走出去，我会问他：“你爱什么？”如果喜欢摇滚，要去玩重金属，想要跟乐团，我都觉得很好。

“壮游”的“壮”字，不只是炫耀。“壮”这个字，包含了一个深刻的、跟当地文化没有偏见的对话关系。

供图/湛庐文化

旅行是很大的反省，是用异文化来检查自身文化很多应该反省的东西。在比较里面，才能了解文化的不同——只是不同，并没有优劣。就像写《裨海纪游》（清朝康熙年间记录台湾山川风物之著作）的郁永河，他看到原住民被抓来拖牛车，下雨他们就在淋雨。他就问：“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屋檐下躲雨？”翻译官就告诉他：“他们其实跟动物差不多，他们是不怕淋雨的。”郁永河就叹了一口气说：“亦人也。”

所有好的旅游书，都会有这个观点。写《真腊风土记》（今日的柬埔寨吴哥窟）、出使吴哥城的周达观是元朝的北方人，所以他南下的时候，受不了天气。他不了解当地人怎么每天洗好多次澡。一年之后，他变了。当初他带着大国心态，当时元朝那么伟大，但他后来说，真腊，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国家，可是礼仪这么严整，“不可轻视也”。

我觉得，人不可能没有主观，可是慢慢在旅行里面，修正自己的偏见跟主观，才是好的旅行。

即使只是参加旅行团，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跟视野。现在信息真的很发达，在出发以前，可以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到现场之后，可以尽量检讨自己的主观。我带朋友去吴哥窟，我会说：“我现在带你们去柬埔寨人的家。”他们下车都会吓一跳，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叫做“家徒四壁”，他们连壁都没有。

我在台湾，老觉得我还缺什么。到那里，我第一次想：“我在台北家有什么。”我以为我比他们富有。可是后来我看到他们男男女女从田里回来，脱光光地在河里、莲花当中，彼此泼水、唱歌，我觉得他们比我富裕太多了。我一生当中都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觉得这就是个很大的收获。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旅游都值得，因为只要一对比，你都会回来检讨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旅游不只是看，更是找到自己内在最美的东西。外在的风景，其实是你自己的心情。所以壮游绝对不只是向外的观察，而是向内的反省。 

在一个环境久了，不但爆脑浆、爆肝，还会变得“僵化”与“麻木不仁”。 

出走当然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若短期无法成行，阅读、写作、聊天、学习、陪伴、分享、运动、散心、唱歌、画画⋯⋯也是很不错的方法——只要是能让你的生活比重产生变化的。大自然也会改变你的生活质量，避免脑子僵化、心灵麻木。你有多久没抬头看看天、看看路边的小花小草、听听在行道树上吱喳的小鸟？

就从这个简单的改变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