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千禧年，我们建起宇宙飞船般的大楼｜城市单品

似乎每个城市里都有几座这样的建筑——它们带着浓浓的千禧年风味，独特的造型酷似宇宙飞船。尖顶、旋转楼梯、茶色玻璃、楼顶的碟状空间，一切设计都在竭尽想象地接近天空。

如今，独属于那个年代的建筑美学已悄然落幕，这些建筑物只活跃在梦核目的地中，还被给予了那句知名台词：你可以回来，但这里已经没有人了。

这或多或少构成了这些古早建筑异常迷人的因素。它们不仅是城市的物理坐标，更是通往一个刚刚逝去、却又恍如隔世的“未来”的入口，吸引着我们驻足回望：这些造型如此大胆、用途如此费解的建筑，究竟是如何兴起的？在奇异的穹顶、炫目的色彩与粗放的几何体块之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雄心、幻想，抑或仅仅是那个时代独特的实用逻辑？

在摩天大楼里，抵达未来

1909年，意大利诗人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发表了一份《未来主义宣言》。在宣言中，他创造了一种名为未来主义的艺术哲学，它摒弃过去，推崇速度、机械、青春和工业。对机器时代的崇拜是未来主义者的重要主题。

完工于1923年的林格托工厂被认为是首个未来主义建筑。这座意大利汽车公司菲亚特建造的大楼在当时成为了世界最大汽车工厂。工厂共五层，两端都有螺旋形混凝土坡道。原材料从一楼进入，而成品汽车从屋顶诞生，即刻驶上 1.5 公里长的空中测试跑道。

在当时，林格托工厂前卫的设计令人印象深刻，一举成为了工业建筑的奇观之一。正如这座工厂展现出的那样，未来主义建筑的特点是鲜明的对比、新兴材料的使用，以及长长的动态线条，暗示着速度、动感、紧迫感和抒情性。

未来主义并非一种风格，而是一种相当自由和不受约束的建筑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被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师重新诠释，又保有生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太空时代、原子时代、汽车文化以及塑料的广泛应用展现出了空前的热情。自1957 年 10 月 4 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以来，人们对于宇宙的探索欲被彻底点燃。苏联、美国、欧洲、中国、日本等地相继设立航天局，这场盛大的关于探索的竞赛，不仅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产生，更带动了市场的创新和灵感的迸发。

同一时期，新未来主义建筑诞生。埃罗·萨里宁（Eero Saarinen）、 阿尔瓦尔·阿尔托（Alvar Aalto）、阿德里安·威尔逊（Adrian Wilson）查尔斯·勒克曼 （Charles Luckman） 都是这一时期代表新未来主义的建筑设计师。

世界各地涌现了一批科幻感满满的广播塔和飞碟形状的旋转餐厅。柏林电视塔（Berliner Fernsehturm）、太空针塔（Space Needle）、英国电信塔（BT Tower）、洛杉矶国际机场主题馆（Theme Building, LAX）都因其独特的造型颇具代表性。

在席卷中国前已然席卷了全球的“旋转餐厅热”，八零九零后应该并不陌生。

1983年开业的中国第一家高层旋转餐厅“璇宫”位于南京金陵饭店36楼，以一小时一圈的速度转动，可以坐览南京城全貌。璇宫开业之初，以5元的票价向市民开放参观。市民们纷纷好奇地排队前往，在窗边的座椅留下合影纪念。

尽管如今的旋转餐厅已辉煌不再，它们在上世纪末却是全世界的大都市都炙手可热的单品。

“冷战催生了人们对政治进步的象征化需求，而旋转餐厅不仅满足了寻求地位象征的政客、招商揽客的企业家，更契合了渴望过上‘未来式生活’的公众的需求，”查德·兰德尔在《旋转的建筑》一书中写道，“人们可以从新的高度、新的视角，甚至跨越不同的时期来观看全景世界的奇观。”

八十到九十年代，新未来主义的风吹进了中国。恰逢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城市不断扩张，人们对生活充满了期待，对摩天大楼更是崇拜而向往。许多的外形独特的高楼在这一时期拔地而起。1984年，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就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传奇工程记录。

那时的玻璃镀膜工艺还不够成熟，超白玻价格高昂。所以，为满足遮阳、隔热需求，高层建筑立面上常用绿色、茶色、蓝色玻璃。不过，这也随之成为了时髦的象征。蓝色玻璃在天气晴朗时，可以反射出云朵，好像融入天空一般；而彩色的玻璃与银色的大楼结构相呼应，也每每让人联想到宇宙飞船。

楼顶常见的盒状和碟状结构也是彼时建筑圈流行的风尚。长方体、多面体的结构，多为设备间和机房，一部分也承担供水功能，而大型碟状结构一般在办公楼或者酒店上才有，它们的功能主要是会议室和旋转餐厅。

不难发现，这些楼顶的结构并不是功能上的必需，更像是属于那个年代的浪漫主义。站在历史的节点上，这一批建筑融合了本土美学与实用主义，也传承了新未来主义的抒情性与叙事性。“描绘未来”是它们离不开的关键词。人们憧憬着，建起宇宙飞船一般的摩天大楼，就可以向天空、向想象中的未来更近一步。

当一座楼老去

1995年，刚刚完工的吉林建业大厦有着蓝色玻璃幕墙、顶楼旋转餐厅，高达百米，凭高耸的身姿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地标。近年来，由于年久失修，墙体脱落严重，建业大厦已经大门紧闭。这也是中国许多新未来主义建筑的命运。

如今的摩天大楼更倾向于极简主义、生态智能或后现代解构风格，而非曾经那种直抒胸臆的“科幻感”。真正的未来到来时，千禧年的建筑语言在城市景观里显得突兀，甚至有几分笨拙。

更现实的问题是维护成本。摩天大楼本就是“吞金兽”，而千禧年建筑的老化系统，尤其是旋转机械、彩色玻璃幕墙则维护难度更大。

当旋转餐厅停止转动，彩色玻璃透过的光变得阴郁灰蒙，外墙剥落、围栏生锈，这些大楼无可避免地老去。

5月25日，重庆控制性爆破拆除了矗立70余年的菜园坝火车站，许多市民在现场注目惜别。这座骄傲建筑的谢幕，固然是为了城市交通规划的迭代，但也不禁让我们思考，一座衰老的大楼，有没有重获新生的可能？

建于1994年的深圳妇儿大厦，由于原建筑外观及设施老旧、环境效率日益落后，在2020年由MVRDV操刀开始改造。这场改造没有粗暴地拆除重建，而是保留了原有建筑约24000立方米混凝土的 80%，着重赋予大楼新的立面系统。增设的彩色网格框架为立面提供了额外的遮阳，减少热量增益，还实现了自然通风。2023年重新面向公众开放的妇儿大厦，凭借其“多巴胺”设计、全新业态打造和各类人群友好的环境成为了新地标，也被《时尚芭莎艺术》评选为2023年全球20座最美建筑之一。

弧形的立面、扇状的冠顶，当你望向这座楼的时候，仍然可以辨认出它20年前的形状。这一次，在千禧年的钢筋骨骼上，新的血肉悄然生长。

这让我们看到了续写这些老建筑未来的更多可能。我们期待这些承载了纯真的理想主义的楼宇，能在新的纪年里重新焕发它们的光彩。

落幕的狂想、无处安放的怀念

一座发展着的城市总是伴随着建筑的新陈代谢，但为何这些千禧年大楼比起普通老建筑，似乎显得更加黯然神伤几分呢？是因为它们本身承载的“未来承诺”吗？又或是因为我们对于未来的看法不似曾经了吗？

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都对这些象征着童年或是青春回忆的大楼抱有特别的依恋之情，并通过自己的方式记录着。

摄影博主@铁合西街东 一直在奔走各处记录这些千禧年老建筑的图像。他已经拍摄了位于150多座城市、近万栋的千禧年建筑。他想要拍遍全中国，出版一本摄影集，来记录这些属于一代人的城市记忆。

在他看来，这些建筑提供了一种“过时的未来感”，那是千禧年，人和社会都在发展向上，充满动力和干劲。“那种气氛，既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也是一种对未来的期待。”

艺术家黄河山的《秃力城》系列，取材千禧年中国城市的典型景观，用数字建模技术拼贴出了一座虚拟城市“秃力城”，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怀旧空间，一个“赛博故乡”。

美国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这样定义人类的怀旧情结：“怀旧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未有过的家园的向往，是一种丧失和位移，但也是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纠葛。”

怀旧的情感，这“对错位和时间之不可逆转性的哀悼”，包含在人类现代处境的核心，已然成为某种集体性、历史性的情绪。

“二十世纪始于某种未来主义的空想，终于怀旧。对于未来的乐观主义的信仰被抛弃，就像过时的、1960年代的宇宙飞船一样。怀旧本身具有某种乌托邦的维度，只不过不再是指向未来。有时候，怀旧也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指向侧面。”

年轻人患上“黄金时代症”，也没什么大不了。毕竟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却也可能是前瞻性的。在这个被逐渐分割成片的世界中，怀旧是我们对于延续性的向往，是对于一个具有集体回忆的共同体的渴求。

正如博伊姆所说，怀旧时，我们可以享有一种在时间上脱臼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