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森林到广州三元里,地球村中的“货郎担”

“每天你都有机会和很多人擦身而过,而你或者对他们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是知己。”有多少人对重庆大厦的印象来自于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寸土寸金的九龙尖沙咀,暧昧而拥挤的迷你联合国,路过你的每一个人都身怀心事和秘密。

《重庆森林》截图

真实的重庆大厦也许没有失恋的英俊警察,也没有人对着凤梨罐头落泪,但是一样的魔幻现实,爱与欲交织。

这里的气味纷扰且杂糅,你能在一两百元一晚的“巴黎酒店”闻到正宗的印度咖喱,不远处有非洲rapper和美国嬉皮士勾肩搭背;这里能买到穆斯林的头巾、印度的纱丽,再买张巴基斯坦的电话卡装在使用安卓系统的苹果手机里。这里充斥着偷渡客、诈骗犯、临时工、无证商贩和性工作者,潮热的亚热带季风经年吹进这座城中城,为欲望而来之人复又滋生欲望,阴暗潮湿的角落孕育出毒蘑菇,罪恶如瘴气一般恼人。

这里是巫婆的百宝箱,潘神的游乐场,但也是一个极佳的人类学观察范本。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任教近30年的麦高登教授在对这里进行了十数年研究后认识到,重庆大厦远超一栋建筑所能负载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这里是一个陌生世界的心脏,汇聚于此的人与物如一股庞然的暗流,他们提着手提箱,游走于全球化的毛细血管,向畸零之地输送着养分。

麦高登教授将其称为“低端全球化”,指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情形下的跨国流动。而我们对这个陌生名词的探索,也从重庆森林开始。

 

想一夜暴富?这是你应付的代价

在上个世纪,重庆大厦是非洲、南亚商贩们一夜暴富的梦想地,然而有60%的人在第一次尝试过后,都没能再回到这里。

原因首先来自内在,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受困于母国贫瘠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他们对待「赚钱」这件事的态度异常单纯,不太关心法律、经济学和地缘政治。一个年轻肯尼亚商人就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可以把六百件山寨BOSS西装从内地运到香港,然后大赚一笔。

他自信地指出:“香港如今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好比是父母,香港是孩子,孩子永远不会伤害父母,所以香港一定会允许仿冒品过关;不然,它会损害中国经济。”——服装的确是非常赚钱的生意,如果生意人没有因为走私仿冒品而被收缴或逮捕的话。

外在的阻碍也有不少,鉴于“低端全球化”的特殊性,法律就是最大的束缚。这种形式的商品流通几乎没有哪个阶段是合法的。虽然在麦高登教授的眼中,重庆大厦不属于香港,是由外来者在香港的黄金地段生造出的“法治飞地”。秉持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只要不侵扰公众或闹出大动静,便听之任之。但这当然不绝对,货郎担们依然需要承担被没收所有非法所得的风险。

第一大问题是货郎们的身份,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避难者和偷渡客,一大半人应当被驱逐或遣返。但重庆大厦拥有自己的生存守则,一旦遇到警方突击检查,大厦内会上下传递消息,让没有合法手续的人逃避检查,甚至还会提供庇护,不让外部力量破坏大厦自有的秩序。

商品本身也不合法。以重庆大厦中最受欢迎的生意「手机」为例,二十一世纪初,非洲商人提着塞满几千几百个手机的行李箱飞回家乡,让各种无证照的、二手、翻牌手机遍及非洲大陆。他们用不起Sony,就用Sory代替;还有各种不知名的山寨品牌和”十四天手机“(即十四天内因为质量问题而被消费者退回的产品)稍微修一修就能卖到世界的另一头。在2007年,重庆大厦的鼎盛时期,撒哈拉以南的手机有20%来自这里,在肯尼亚,这个数字达到了70%——这只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数据。

与海关斗智斗勇更是货郎们的家常便饭。即使费劲千辛万苦将货品运出香港,运入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最简单的方式是手提箱,将货物伪装成个人物品,能够很有效地逃避海关和税收。在高峰期,有超过两万个手提箱商人往来中港边界,创造出了一个非正式的供应链。

如果商品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无法使用手提箱,业务熟悉的跨国商人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行贿。货郎们甚至非常乐意贿赂当地官员,因为它比支付关税便宜得多。

“我为什么要全额缴纳关税?还不是进入那些官员的口袋。”一位尼日利亚贸易商说。

“(他们)受贿是件好事,因为它使我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将我的商品卖给消费者,”一位肯尼亚贸易商说。

关于过关还有一个离奇的故事。一位穷困潦倒的加纳人想把当地非法金矿中的黄金走私到重庆大厦。为了躲避海关,也不想被中间商盘剥,于是他敲掉了满口牙,镶嵌了一副纯金的。他带着金牙来到重庆大厦,立刻有接头的人将他带走,拔牙、称重、算钱——再为他装上一副新的假牙,这笔生意就完成了。

听着都牙痛,是不是?更何况,这笔交易中最大的赢家根本不会损失任何一颗牙。而来自这些“第四世界”的货郎只是会喊痛的运输工具,和舢板、摩托没什么两样。但对这些人而言,这是值得的。对比穷苦故乡的收入,这一趟的回报相当惊人。

一旦过五关、斩六将,了解了重庆大厦的生存方式,打通了这里联通母国的渠道,这里就真的能实现梦想——能在家乡盖起一座房子,买一辆摩托当代步工具,刚出生的婴儿不会被饿死,甚至还能从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带回点稀奇古怪的新鲜玩意。重庆大厦以一种略扭曲的方式融合了一切,世界的参差被放大到极致。九龙繁华的灯火霓虹之下,月入一千的人也平和而自得——很难想象他们在香港如何生活下去,但在遥远的故土,他们已然是闪闪发光的人上人。

 

“我给故乡带去除阳光之外的一切!”

随着内地市场经济的繁荣与主要贸易地点的转移,重庆大厦的地位早已不复当初。到2017年,几乎大多数在重庆大厦行商的非洲人都已经涌入广州。“内地的商品价格更加便宜,现在还有来往亚的斯亚贝巴和广州的直线航班,很多非洲人乘坐那个航班,就不必来香港了。”批发商们说。他们每次来广州数十天,完成进货后便离开。据广州市政府统计的市内各口岸数据,2017年至2019年,非洲国家出入境的人次年均超过32万。

实际上,2017年已经太晚了,最好的市场和渠道都已经被占据。如果要追溯起来,黑人进入广州的原因与古代贸易路线颇有渊源:阿拉伯商人从中国进货,将廉价的中国产品运到欧洲和非洲。他们赚取高额利润令非洲人眼馋。于是上世纪90年代末,就有首批非洲人将廉价的中国日用商品运往非洲销售,获得了相当不错的利润。“我叔叔会从中国带丝绸作为礼物送给我”,在一个安哥拉人的回忆中,中国是满地黄金的地方。之后,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涌入这里,打造出闻名遐迩的“中非贸易城”。

广州的面积够大,没有重庆大厦那么集中的“联合国孤岛”,这让他们的生活更加舒展,也形成了界限相对明确的聚落。越秀区的天秀大厦附近是穆斯林和中东商人的所在地,广州火车站至三元里一带,是尼日利亚为主的非洲黑人聚集区。传闻鼎盛时期广州的黑人数量达到了30万,一度被戏称为“第三世界首都”。(不过这一数字一直都没有得到官方的明确回应。)

截图自视频《截图自视频《廣州三元里,一個非洲人都沒見到!》©iseeplanet from.YouTube

来到广州的异域货郎比在重庆大厦做生意容易得多。首先是这里拥有众多专业市场:衣服、香水、手机、电器……名不虚传的世界工厂能高效满足货郎们的一切需求。比如2019年6月10日揭牌的中非假发城,占地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涵盖近40家国内厂商,廉价、质量好、厂家直发,直接覆盖了非洲90%以上的假发市场。

其次是更专业化的服务,这条产业链上不止有第四世界的商人们,也是本地“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在这里,有中国搬运工运送非洲裔雇主的货物,周边提供专门的国际仓储服务,不少店铺还会聘用外语翻译,以便和持不同语言的商人交流。

如果说重庆大厦如同一座巨大的中央火车站,将中国产品分流到各地,那么广州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第四世界敞开的的一扇门。相比重庆大厦中的鱼龙混杂,广州的货郎们相对更“精英化”。《非洲人在中国》一书中民调显示,在中国40%的非洲移民拥有大学文凭,一些人甚至有博士学位。他们更早地看到了制造业的未来,有经商的经验,甚至会说几国语言。他们知道如何用普通话讨价还价,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便宜的货物,能够离开广州,前往更直接的货源地:

赚钱也不再是在故乡维持温饱的小打小闹。对于已经开辟了成熟贸易链的商人而言,每运出一个集装箱就可以赚1500美元,巅峰期一年40万美元的进账,是在发达国家也了不得的收入。由于缺乏监管和知识产权意识,他们也非常乐于购入中国的高仿商品:“利润能达到100%”。

不少商人都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因为他们的贸易大大扩展了故土国民的想象力,他们向家乡人展示了什么是高质量的商品,什么是消费文化创造的美好事物。满足了“第四世界”的人们对舒适生活的渴望,让他们的生活无需向一堆破烂妥协——尽管那些产品在我们眼中远远称不上“高质量”。

一位肯尼亚商人说:“由于我们的经济状况,没有多少人买得起正品。但是中国让每个人都可以放心拥有一台电视、一部手机、一辆摩托车。他们只能从中国获得。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中国的山寨,除了阳光!”

图源 ©CESP Africa

 

游走在世界边缘的货郎担

但渐渐的,广州也不再是商贩们的“应许之地”。

在一个较为成熟的法治社会中,低端全球化的灰色属性注定了它的繁荣周期短暂。大量的山寨品和假冒伪劣产品的需求,形成了畸形的产业链。对于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造业走向高端化的国家而言,这种畸形繁荣是一种应当被割去的毒瘤。广州为此展开过数次专项行动,从上下游共同打击不合法的商品贸易。

截图自视频《廣州三元里,一個非洲人都沒見到!》©iseeplanet from.YouTube

贴牌的高仿和山寨品不容易进货了,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的薪资也逐年上涨,人民币升值直接造成了利润空间的降低。尤其在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凝滞,非法“黑户”的生存空间也更加受限。渐渐地,广州的黑人减少了。有些人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全身而退;有些人逐利而来,却败兴而去;更多人尝试寻找下一个目的地。

下一个贸易中心是义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都不重要。未来的重庆大厦可能会被拆除,聚集在广州的非洲人逐渐散去,义乌也可能慢慢发展成高端市场。但新的「重庆大厦」永远在新的角落里生长。对于只能「仰望世界」的人而言,低端全球化是他们仅有的武器,以防被这个世界完全抛弃。

马达加斯加的集市

忽然想起在曾经中国乡村道路上,几声吆喝夹杂着拨浪鼓响,就有村民赶来团团围住的“货郎担”。

他们推着独轮车,或者用一根扁担挑起两个“百宝箱”,里面有孩子最爱的糖果和手工小玩意,妇女们日常使用的针头线脑、梳子、凡士林,还有廉价香烟和火柴。面对这些琳琅满目的小商品,钱甚至不是必需品,晒干的草药、金属片、塑料布甚至废纸都可以作为交换。在最原始的以物易物中,未曾谋面的十里八乡,也因此有了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记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地球村中,永远有千千万万个货郎自发地汇聚成洪流,他们用手提箱或集装箱,从世界的文化与制造业高地冲向贫瘠的第四世界,以一种不那么科学,也不一定合法的形式成为了全球化的补充。

但他们是必要的,也不可阻挡。正如上溯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有千千万万人用自己的脚步踏出了丝绸之路。他们前行的动力,是人类共有的、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

 

参考资料:

麦高登 《香港重庆大厦: 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杨旸译. 

麦高登 林丹 杨旸 《南中国的世界城: 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

Eva P.W. Hung, Tak-Wing Ngo Shadow Exchanges along the New Silk Roads

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化》 韩许高等译

大公网《10万非洲人逐梦广州 精英阶层隐现》

澎湃《非洲人正在离开广州,中国不再具有低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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