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快乐都不敢的东亚人,为什么开始流行集体“发疯”?丨清醒蹦迪

设计:huimeng@TOPYS

如果情绪也有“潘通色”,那么今年流行的一定是“发疯”。

在2023年,“发疯”已经从一种人身攻击、一种拯救言语匮乏患者的谩骂,变为了一个中性词。即便在某些语境下,它直接等同于冒犯、厌世、不会读空气、破罐子破摔,但也请相信我,它们绝不是什么坏词。

即便断章取义,但尼采也早就说了,“世界是一所巨大的精神病院”。几十年过去了,连沉迷过的偶像都一个个消失,我们还能像从未穿上这件病号服一样,继续“伪装正常”地生活吗?

 

东亚式发疯,叙事中的重奢品

要么在沉默中死亡,要么在沉默中发疯。

选择“发疯”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奇怪的神色:激昂,亢奋,好像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

最近热播的Netflix剧集《怒呛人生》(Beef)受欢迎的理由里就有一个:展示了一种曾经失语的“东亚式发疯”。

故事讲的是两个在美国社会的东亚人:黄阿丽饰演的穿着“新钱风”品牌、经营着植物店的中产女精英,史蒂文元饰演的只能对着超市店员并不痛快地发泄情绪的、失败的承包商。一次势均力敌的路怒事件,让他们开始互相报复,比如潜入对方家里乱尿、在重要工作场合搅局。最后,在致幻植物的帮助下,他们达成了暂时的和解——躺在比人生干净不了多少的呕吐物上。

《怒呛人生》示范了一种“发疯模板”。一方面,主角比任何心理医生或职场厚黑学都更懂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应该如何扮演一个能够回应(利益相关方)期待的人。另一方面,但凡这根绷着的弦出现一声不妙的细响,他们就有可能丧失修补的斗志,转而被一种想要将其撕碎、发出刺耳声音、甚至头破血流的快感所诱惑——必须立刻发这个疯,即便发完还要亲手一片一片,甚至一粒一粒地把它们粘好。

而比起破窗效应,如今大家像达成了某种共识般,更倾向于用“东亚式发疯”来形容这些刺激的情节。稍微一想就知道,这个词多么黑色幽默。就好像从没听说过“男司机”,却总有人爱说“女司机”——在习以为常的词语前面加一个定语,本身就暗示了某种“反常”。因为“发疯”代表了愤怒、冒犯、失礼、添麻烦,而旧脚本中的东亚人信奉的是“温良恭俭让”,一种宽容、平和、忍让、喜形不言于色的儒家哲学,二者一对冲,这五个貌似漫不经心的字就有了极高密度的荒诞意味。

而什么样的环境,能催生我们能对这种情绪的深度共情?我想不必列举你我人生中大量雷同的压抑时刻,光是剧中便有不少隐喻:比如,黄阿丽剧中的丈夫在发现她(因路怒症)情绪不佳时,选择了“礼貌”地不刨根问底,还在这种几乎一无所知的前提下,给出了最“温柔”的解决方案,他浑身散发着佛陀一样善良的光,打气道:“你要开始专注于积极的一面,好吗?”

“专注于积极”,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也是孕育这种理想最南辕北辙的土壤。

日本电影《驾驶我的车》里,撞破妻子出轨的丈夫,直到妻子去世,都对这个创伤避而不谈。与“专注于积极”类似,他认为无论人与人之间多么相爱,都有一块无法触及的黑色漩涡,试图去探讨这个部分只会徒增彼此的痛苦。

 

发疯路上,我们都是追梦人

而爽剧之所以“爽”,就在于那股劲:我想做,但是做不了。

没有足够的社会信用兜底是问题(叠buff就是对于东亚人来说,“够”是个永远也达不到的尺度)。史蒂文元大闹黄阿丽的发布会时,在两个同为白人社会夹心饼干的亚裔对照组里,大家极其自然地预设了中产的黄阿丽是完美受害者,安慰她“赌场里总有很多疯子”。容错率一上升,发疯的成本便跟着降低,不发白不发。另一方面,“维持体面”背后其实是羞赧-尴尬-压抑三种不同程度的自我审查,即便你告诉这个人当下发疯是被允许的,但他从未接受过发疯教育,在决定“要不要发疯”之前就被难在了“如何发疯”这一关。

因此,“做到发疯”的人理应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快乐”,因为某一瞬间他们已经达到了肉身与社会樊笼相分离的临界点。而大多数人,最多只能做到“看起来像在发疯”,在可被允许的0到100的阈值里做一些微小的反抗——既没有被讨厌的勇气,也没有彻底快乐的勇气。

韩剧《我的解放日志》里,面对疲惫的人生,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推翻、不是抗争,而是“自我解放”。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发疯文学”这个东西。

发疯文学,简单来说就是“你问天我答地”。它通过激烈的情绪、超过对话框常见容量的篇幅,建立起一种诡异的震慑力;仔细一看,又与上下文语境完全脱离,由于莫名其妙反而显得无懈可击。子集很多,有前置人物的黛玉文学、甄嬛文学、小时代文学,用剧中人物的阴阳怪气来完成现实对话中的呼叫转移;有以展示傲人精神状况的为目的的废话文学、括号文学,通过一系列挑战人类文明和汉字逻辑的组合描写,用魔法打败魔法。

文学来源于生活,自然也少不了与之配套的行为艺术。比如疫情封校时期以大学生为代表的中坚力量,用瓦楞纸做成猫猫狗狗珍奇异兽。他们用无师自通的打破第四堵墙式演技,全力守护着这群没有生命体征的宠物,拴绳、遛狗、对话、训练、社交,一个不落。遛累了便身体力行,在学校里成群结队地把“阴暗爬行”的发疯文学自我实现一下。

等等,和一脚油门踩到底的真正的“发疯”相比,看出“山寨发疯派”最大的bug在哪里了吗?

用一种上价值的方式来说,那就是:丢了初心。不论从病理上追溯“发疯”的原教旨,还是从逻辑学角度来推演,“发疯”的共识都一定是对原定规则的破坏和伤害,一种非标准化的、脱轨的抗争。而“发疯文学”却把这种即兴的、私人的、诗神凭附的情感艺术,变成了一种模板、一种新式八股文。预备发疯前还得快速“做题”,按检索模板库-复制粘贴-渠道分发-评估效果的流程走一遍,这简直比为了发疯而发疯更为疯狂。

这也说明了“发疯”并不能简单归纳为:我们被社会结构长期压抑的部分苏醒了,于是自然地开始反抗了。“压抑”是有质感和颗粒度的,身上的灰拍掉了,嵌进皮肤、融进血液的部分还在继续作祟,因此它很难“自然”,也达不到高速电梯直达“反抗”的程度。更像是一种痛苦与喜悦并存的生长痛,我们终于敢认真审视既往主体性失语的部分了,但要如何应对,先于“原创”之前的,一定是“模仿”。

——不过没关系,在我们的教育里无中生有,去尝试接近“发疯”,也已经很棒了。

 

精神病院也没关系,站在一起就是最安全的

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是杂技演员巴纳姆提出的“秘籍”:要让自己的节目受欢迎、有共鸣,就要刻意设置一些人们能够轻易对号入座的东西。简而言之,那些你以为“世界上另一个自己”的特征,实际上只是一种笼统化的人格描述。

“东亚式发疯”这个造词大概就有这种意味在,这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发疯模板里刻意模糊了主体的特殊性,放大了结构化困境中的“迫害感”,让你觉得似乎讲的就是当下的、自己的故事。但其实无论是《黑暗荣耀》中的“全员恶女”,还是《怒呛人生》中的新移民社会融入,都并不是什么新脚本;只是里面提供的那些可供模仿的叙事材料,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

也许社会情绪并没有所谓的“迭代”,发疯青蛙和玲娜贝儿本质上都是一种避难所。我们不再以“发疯”为耻,甚至积极地走入这场细雨中,得益于它作为一种社交货币带来的安全感。当无法排解的迷惘成为一种公众舆论场的“主旋律”,即便发疯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我也愿意尝试一下,因为挤在人群中,个人的责任成本就少了。但也因为没人看得清谁是谁,我们只能沉湎于一种抽象的狂欢中——即便获得了宏大的胜利,又与我具体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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