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报道 | 张新颖：一堂文学课
编者按📆
2018年，欧阳诗蕾就曾采访过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授张新颖，
他曾发表过诸多关于沈从文的文章，最著名的课之一即是《沈从文精读》。
当时正逢沈从文先生去世三十周年，大多数问题都关于沈从文其人。
如今再一次采访，问题则更聚焦于张新颖教授本人，
与以他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者。
文学在这个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篇文章中没有答案，但读完之后，你一定心有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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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写了许多沈从文的文章，又写了《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为沈从文立了一个21世纪的传。但对更多人来说，打捞旧纸堆有什么意义？我想到另一位研究沈从文的哈佛学者王德威，讲沈从文时多次提到“抒情传统”，我想，以王德威先生这封拒访信中关于“抒情性”的阐释作为导语，比我任何拙言都有意义与分量。
“抒情”的确是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词。我之所以对此有兴趣，并非标新立异，而是直面当代社会的“感觉结构”（一方面滥情煽情矫情、一方面寡情无情）所作的回应。同时也呼应中国思想传统“情理之辨”的逻辑，希望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启蒙后，重新正视历史目的论、科学主义、胜利哲学之内之外的暗流。从古典伦理论述而言，情有如流水，有其不可测的层面。情所承载或正或反的定义，其实有待发掘。在目前的氛围里，沈从文的意义是被低估了。
“情”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因此不必只是感时伤事，也不必只是喜怒哀乐而已，而是一种面对历史现象的忖度、感受，以及批判——及自我批判——的界面。
——王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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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一堂课
手机屏解锁，点微信，进群，53岁的教授张新颖按下“语音输入”：“大家说一说读完这本书的想法吧。”
二月复旦开学延迟，三月又四月。校园的树枯叶落尽，又在枝头撑开了新叶，学校还是没复课，张新颖只能接着三月开始的线上讨论课，“现在小孩打字特别快。”群信息蹿了几页,课堂上就没这么热闹过，他有点紧张，上滑屏幕看学生说了些什么。
一周读一本书，主要由学生讲，这一堂面对研究生的读书讨论课，张新颖从世纪初上到现在，他觉得还是课堂好，彼此间能见神情、气息。而学生眼里，课堂却常常陷入一种对峙般的沉默：老师问完，学生不说话，那老师竟也平心静气地安静下去了，直至某位坐不住的学生发言救场，全场学生才松口气。
“我就偷了个懒。”四月中旬，张新颖和我说起前一天的微信讨论课。新冠疫情中，学生们无法返校，全国老师们都开始摸索视频直播课。还好他这期没有本科生课程，不然就得学着开视频直播了。说完课，他立马问：“我还是不明白啊，为什么这个时候费这么大力气来采访我呢？”
四月，我戴着口罩从北京来到上海，同时还带着消毒液、健康绿码和一肚子对张新颖的预判与时代的紧张感。去年以来，我频频在想一百年前的人们怎么面对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近期北岛关豆瓣评论等事令人困惑，这次我打算一股脑倒出疑惑再得到解答。两年前在我的电话采访中谈起沈从文兴致很高的人，见面时竟这么紧张。隔着一张桌子，两个人都像在努力配合对方工作。
这位复旦大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中文系老师最有名的课是《中国新诗》和《沈从文精读》。后者出过讲义，他又写了《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两本书拼成了21世纪里的沈从文传。但这堂课他这几年不讲了，“讲课一定要有新鲜感，人不是不断在重复”，“有点厌倦了。”
二十年前，张新颖带第一位研究生黄德海时，学生 “读得多，杂，不知深浅”，而现在中文系学生们卡在了第一道坎，阅读量不够。“大学本科的学分制是个很糟糕的东西。”张新颖说，学生们追着学分和绩点跑，自由读书、思考的时间大大减少了，讨论课上挑选的都是他自己读过、“不一样”的书，学生都是聪明孩子，认真读就能读出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学生们说起这堂讨论课，似乎是另一回事：
学生甲：压力很大啊，不想冷场让老师尴尬，每次上课前我们都得商量下今天谁来说。
学生乙：老师要我们别在网上找书评，说我们能搜到他肯定都看过。
学生丙：书门槛有点高，课业忙，在读书上花的心思确实没以前学生多了。
课堂救场的往往是一位热心于理论和主义的同学，“这不就是某某在某作品中曾经写过的某形象吗！”接着畅谈一二十分钟，他来，同学烦，不来，同学又慌。而老师不打断和否定学生想法，课堂上常出现一幕，“一边那位同学非常投入、侃侃而谈，另一边老师非常沮丧地坐在那里，好像在想怎么还没结束。”
因为疫情防控，复旦校园依然进不去。校外的树招风哗哗响，路边咖啡馆里扑鼻而来的只有新一轮消毒水味，摘下口罩的张新颖先问我的新工作，又问我这次来访。“我担心你稿子不好写呀。”连望我的眼睛也愁虑了起来，他觉得自己寡言、生活枯燥、经历单调，“你把想问的都问了，不用不好意思，我回答不出我就不回答。”
“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沈从文研究。”我笃定。
“我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是一个教师啊。”他惊讶：“是教书啊。我觉得我是一个好老师，我要求自己做一个好老师。”
“你觉得自己和沈从文的生命有互文吗？”
“没有。”他微笑，在我迫切目光下又努力了一把：“我不能说有。”
有那么一小会儿，在我对某些事情愤愤而谈的时候，他倚靠在凳子上，厚厚镜片下的眼睛越耷越细，像要睡着了。
❷
“接下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2005年，复旦中文系大四生周嘉宁选修了张新颖的中国新诗课。课上，老师总先一首首读诗，他普通话不太好，但读得格外认真，在字音叹息中、文字肌理间，学生们像被带入了一个共振氛围里。而一讲内容，讲到一半，老师停下了。
竟然就这样停下了，“他好像非常心安理得。”周嘉宁想不起具体课堂内容了，只记得学生和老师之间的长时间沉默，时间长到由于他那股淡定，台下学生也不由觉得讲课停下就是个很正常的事。“在一段很珍贵、很平静的沉默中”，所有人等他想好接下去往哪个方向讲。
“接下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有时，老师站在讲台上，望着学生们。
到复旦读书前，周嘉宁19岁时就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情人》。1999年开启的“新概念”十年是文学乘着商业扶摇而上的“文学选秀”年代，她正是最早一批因《萌芽》杂志举办的 “新概念作文大赛”而出名的少年作家。2002年，周嘉宁没去新概念作文大赛保送的学校，自己考去复旦文科基地班。她觉得中文系教的内容好像比文学要大，但具体是什么，也说不太清。
临近毕业，周嘉宁在一次课后拦住了要离开教室的张新颖，说要报他的研究生。这是俩人大学四年以来第一次说话。张新颖说，“如果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你不应该在学校里面待着。”但周嘉宁坚持。读研中，她想了解老师时就去读他的书，毕业后也一样。
2010年，在对自己写作和时代产生未有过的困惑时，28岁的周嘉宁鼓起勇气回复旦找她的老师，磕磕巴巴地说她从没和人讲过的话：“我特别晚熟，花了很多时间理清自己是谁……我面对一个很庞大的世界，特别迷惘……我很确切地知道我可以进去，但不知道学习入口在哪里。”同样内向的张新颖也说不出太多，两个人努力聊了会儿。
“由于他相信我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也相信了起来。”十年后，38岁的周嘉宁也忍不住觉得奇怪笑起来：“新颖老师带我时比我现在的年纪还小一点，他当时会茫然吗？”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啊！”一天后，张新颖对这个转述的问题难得激动了一下。
教第一堂课时，张新颖32岁，刚从陈思和老师那儿博士毕业。他紧张，又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信心，第一堂就讲他博士论文《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里研究的章太炎、王国维，“现代意识的思想资源并非只能来自于西方或主要地依赖于西方。”讲“主体”意识，讲这些历史中的人在中国现代意识的发生、对原有文化资源的发掘重造中所处的位置。
他讲得艰难，学生听得更艰难，“就是想把我所有知道的东西、我思考得最深、觉得最好的东西来告诉他们。”没有任何讲课技巧，“把自己非常艰苦地准备的东西，磕磕巴巴地全讲给他们。”
二十年后，一位当年的学生和他说，张老师，其实我当时根本没听明白。
“说根本听不懂也是有点夸张了。”张新颖把话拉回来一点，现在讲课经验多了，知道到哪再往下讲学生就听不懂了，停住，达到课堂吸收的最好状态。他觉得这样的成熟并不好，而讲得特别深、透，其实又没有照顾到大部分学生。
有时课堂上看着学生们笃信的样子，他总是忍不住提醒一下这些年轻人，这只是一种读法，不一定对，还有别的读法。
接下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这句依然是课堂口头禅。“如果诚实的话，永远可能是这样一个状态。”张新颖花不少时间备课，但人不是复读机，一些问题还是会在特别的点重新引起他去思考，“而思考是很难的，会很费力。”
中国新诗这堂课，沈从文从1929年在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里开始讲起，张新颖讲到2020年，期间又多了许多诗人，穆旦、熊秉明、海子、顾城、张枣、北岛……“中间长出了这么多东西，怎么能框死呢？”张新颖不在第一堂课搭内容框架，他希望学生不要那么急于先得到答案，课堂体验应该是一个东西从没有，到有了一点、一点点长大，到最后长成了什么，一堂好课要有这样的过程。
他最著名的课——《沈从文精讲》就更是了。一般的文学印象中，沈从文就是上世纪30年代写下《边城》《湘行散记》的歌颂“桃花源”之美的作家。“以往我们对沈从文的一些公认解读太不够了。”张新颖觉得沈从文一生有三个阶段：从开始文学创作到三十年代中期，文学家阶段；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末，“思想”者阶段（“思想”为动词）；五十年代到他去世，历史研究者阶段。
两年前我在电话里采访他时，由于我对《从文自传》里“沈岳焕”（沈从文原名）湘西头二十年尤为热情，张新颖讲完三个阶段后停了几秒，最后像做了决定一样说，“我现在慢慢觉得我说的三个阶段不完整，因为在前面还有一个作为前提的阶段，沈从文从小长大成一个和别人都不一样的、20岁之前的阶段。”
“这不是怎么面对文本，而是怎么面对一个‘人’。”张新颖带的博士生周紫薇在电话里说，她现在在长沙老家写毕业论文，但很多旧书在校图书馆才能查到，论文进度暂时停滞。目前学术圈特别注重拿方法论和理论去“肢解”作家及作品，老师的研究方式对她很有启发——在研究中更多地还原一个人及其时代的丰富与复杂。
本科经济学，硕士现当代文学，博士现当代文学，这几个月看着新闻弹窗里变化的数字和熟悉的作家名字，29岁的周紫薇对自己花了这么多年研究的穆旦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怀疑，“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而这几年，每当感到来自时代的焦虑和不安时，毕业十多年的周嘉宁的阅读和学习热情就越强烈。她现在是作家、译者、《鲤》书系文字总监。“我现在也没想太清楚应该写什么，输出现阶段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她在准备一个需要做大量采访的长篇小说，因为内向，每个采访都很难。她声音轻，隔壁桌的讨论声一度盖过她：包装一个故事、版权卖出去、借助今日头条来推广。再远点，一位人设打造者正给年轻女孩上课，告诉她不要在抖音秀名牌包。
因为疫情等原因，《鲤》系列今年可能不出了，周嘉宁认真望着我，声音依然很轻，“文学杂志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其实也觉得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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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奥德赛
视力实在折磨人，张新颖眼睛近视800多度，“刚刚开始老花，还不知道怎么来适应它。”戴近视眼镜，老花解决不了，戴老花镜，800度的眼睛能看清什么呢？到了要节约目力的时候，“我现在就不写了。”但美剧《国土安全》还是一周一集地追。
十五年前，就是因为这双眼睛，《沈从文的后半生》搁置了快十年。2004年，复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要《原典精读》课的老师们编写讲义，结集出版。张新颖不乐意，有讲义后就没法讲课了，但也每天从早到晚对着电脑赶书。讲义《沈从文精读》出来后，他想一鼓作气完成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但只写了一两章，视力坏到不能继续下去。
毕了业的学生黄德海兴致勃勃，不知道老师视网膜出了问题，一见面就问“新颖老师写得怎么样啦？”有段时间，只要谁问沈从文传什么时候写，张新颖就紧张，“不要问这个”。
当时课上的学生不知道老师还有这一层苦恼。个目是2003年复旦中文系的学生，上张新颖的《沈从文精读》课时，看这位老师就蛮紧张的，有时讲课会停住，要想一会儿，再磕磕巴巴讲出来。有学生想到他讲的那位沈先生上课的样子：因为紧张，在黑板写，“请待我十分钟”，十分钟后又写，“请再待五分钟”，到不能再等，便面对黑板、背向学生讲完了一整堂课。
课堂上，老师逐字读《从文自传》《湘行书简》《边城》，因为普通话不好，又有些自己的停顿，“能读出文章里的留白和气息。”个目听书里的一切都新奇，七岁的沈岳焕热心逃学，嗅得清死蛇、腐草、屠户的气味，每次逃学被发现，家里学塾各挨一处打。大家正听得欣喜活泼，忽而一笔“（父亲）在家乡从一种极轻微的疾病中便瞑目了”。又听到辛亥革命那年，少年沈岳焕所见城外河滩尸首四五百，云梯飘悬着长长一串人耳朵，教室里二十来岁的学生们心惊。听他十五岁当小兵辗转湘西、川东的残酷与无量快乐，在筸军统领陈渠珍身边做书记时接触到大量古书、古画、文物，对人类智慧光辉“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学期末，最后一节课答疑，个目说，老师，我想听你再念一遍“三三”这个名字。因为这堂课，她和同学们对沈从文格外亲切，不少人花300多买回那套《沈从文别集》。课前，她读张充和的《三姐夫沈二哥》时，见张充和说二哥后半生去研究服饰很好。一个文学天才中途断章，到老年被转去做博物馆讲解员和文物研究，“怎么会是很好的？”她心里憋屈。结课后，她能明白了，老师对沈的研究有个特殊处，“没有拿一个文学家的容器去装他”。
1985年，18岁的张新颖从山东来上海复旦读书，一门心思扑在先锋文学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上。那正是人们号召把文字从政治与意识形态中解缚的年代，张新颖本科发表的三篇文学批评都关于先锋作家，马原、余华、残雪。文坛生机勃勃，又有新出土的老作家，沈从文、张爱玲……离不开海外汉学家夏志清的打捞，沈的第一本传记就是夏志清的学生——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所写，《沈从文的奥德赛（The Odessey of Shen Congwen）》，然而到1950年就没多少页了——一方面是资料不够，一方面，那时沈不怎么写了，转业去了文物研究。
几年后，硕士毕业的张新颖从复旦去外白渡桥边的《文汇报》当记者，那年出了一套二十集小开本《沈从文别集》——每本前都有一篇沈的信或日记，虽少，但25岁的张新颖对信里那个人感到了兴趣：
1934年1月18日上午，32岁的沈从文乘小船飘在湘西一条河上，见老纤夫和船主为一百钱争执，给新妻张兆和写信：“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样典型的五四知识分子思维倒也不奇怪，25岁的读者想，在新文学里，自觉者、正在接受启蒙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于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
而中午一过，那人又在摇晃晃小船里写信为更正上午的错误：“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就是这个时候。”张新颖说，他与写信人像建起了一种关系，似乎明白了什么，但朦朦胧胧，“我是个想问题很慢的人，不会很快有答案。”
四年记者做得痛苦，一个寡言的人，要不停和陌生人接触、对谈，再写出来。张新颖辞职回复旦读博士的1996年，《从文家书》出版，这本书对他后来的研究起到了直接作用。多了大量1949年后的书信，一封接一封，张新颖读得惊奇，书信所写不计巨细，轻如船底流水声，重至民族、生命、历史，甚至比人类世界更大的宇宙，这一切在私人书简里出现得极为自然。这个人总是和张新颖想得不一样，也比他自己书里呈现得更丰富，信中人在50年代以后的社会与精神活动被一封封书信即时记录得清清楚楚——正是以往传记所缺少的。
“以往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跟时代的关系有个描述模式，真诚相信、被批判、过后觉悟等大类，但他不在这个模式里，他总是和别人想的不一样。”张新颖语气新奇。1997年，他写了《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1999年他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最后一章写的就是沈从文的40年代：《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沈从文的四十年代》。
直到2002年底《沈从文全集》出版，多了许多1949年以后、沈生前未曾发表过的合计四百万字材料。“读完之后，这个人在我心里就非常清晰了。”张新颖想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以往的沈的传记已经把前半生记载得祥全，但后半生几乎空白，资料到了，“可以写了，但我是个拖拖拉拉的人。”
张新颖从读大学以来一直研究现代主义文学怎么影响中国文学，五四以来的一代一代作家普遍有个“自我觉醒”过程。但和沈从文对比，他们发现的“我”是一个现代理论催生出来的、与“旧我”决裂的“新我”。
1932年秋，刚过30岁的沈从文在山东青岛大学国文系教书。朋友在上海筹备新书店，要他作文打头阵。他决心“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在对自己湘西二十年的重新打捞与讲述中，一个独特、显然区别于他人的“我”清晰、显豁了起来。“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接着《边城》《湘行散记》这些沈真正的立世之作接连到来。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起，沈从文常以文学论争的诱发者身份出现，总以那个“我”来看一切的他与任何派别都无法公约。他批评海派作家，批评“赋得‘抗战’”，批评时局。1948年郭沫若一篇《斥反动文艺》斥他为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同时他还要面对他所寄情的湘西军队的衰败。他以为搁笔是“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结果却是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之中，周围人都能顺时应变，或得过且过，但他却不能（不可）圆通，明明是一“代”人的事，最后成了他一个人的事。
2012年夏，我坐七个小时大巴到了湖南凤凰。凤凰古城那年开始收门票，沈从文故居是古城联票的人文景点之一。读大一的我在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阶段读到了《从文自传》，发现原来还有个“我自己”，我在他老屋石阶坐了很久，逃学把书篮藏大岩石底下的沈岳焕或许也在这看过同一片方状的天，7岁的他还全然不知命运即将发生什么。故居里游客来往，有男声赞叹：“沈从文真是幸福一生！娶了张兆和，文学大师，活了80多岁！”
47岁，作家沈从文用剃刀割破颈部脉管，不够，再割破左手右手的手腕脉管，还怕不死，喝下煤油，等待“离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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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
2012年秋，张新颖重新提笔写沈从文的后半生，开篇即从沈的自杀开始写起。被救回的沈转入谧静，工作转向历史文物研究。
前面的工作已在那么多年里不知不觉地做了，张新颖一两周写好一章，基本不改。到下月再写一章，保证每章都精力充沛，气力不会在文字弱下来。他收起平日写文学批评时的锋芒，在海量素材里，让传者讲自己的话，用有沈风格的文字相接，评述极少，“不用画蛇添足”。
“你要小心翼翼地对待那一个生命，把他生命的丰富性、他发生的小事情、大事情都保护下来。”两年前，张新颖在电话里和我说。隔壁办公室的同事陈尚君研究唐代文学史，对旧五代史的材料熟悉到哪天发生什么都能排下来，张新颖在写沈从文的后半生时，尽量以“周”为单位，把之前模糊的后半生在具体日子里铺展开。
黄永玉和张新颖讲了个有关沈的特别生动有趣的事，但因为没有找到对应资料，黄永玉说的事又不可能是当时亲眼所见。即使知道事情是真，张新颖也舍去了。那些人们喜闻乐见的沈的爱情传说云云，他也舍去了。
等待的过程中，也有新资料出来。2008年，苏州大学季进教授寄来一份新发现的沈从文书信复印件。张新颖请学生誊写后传给沈从文的孙女沈红确认——1980年的信，东山镇文化站站长给做历史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写信请教罗汉图的问题，“你信中提到罗汉材料，这方面我知识不多，只能就记忆所及随手写些来”，没研究过的问题，随手写，78岁的沈从文拿毛笔竖写、一字一格密密麻麻写了三大张稿纸寄过去。
也在2008年，张新颖自己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去世了。“你说韩寒叛逆什么，我们那时候才叛逆呢。”1989年，张新颖本科毕业，获得免试直升研究生资格的他和班主任李振声说要读“七月派”重要作家贾植芳先生的研究生。后来听到贾先生年纪大、不招硕士研究生了时，张新颖一急，“贾先生不招，我就不读了，我要去工作了。”在老师面前发这样的坏脾气，也是班主任四年来纵容和偏爱的结果。
张新颖读硕士的课堂，就是贾先生的书房客厅，来客学者大家、三教九流都有，甚至一位骑自行车把贾先生撞了的人也成了常客。当时的张新颖经历着他这一代人共有的困惑。按现在讲课方式，贾先生没给他讲过一次课，这位瘦小老人就是坐着聊天，“贾先生本身就是现代文学里面的人，语言特别生动。”贾先生给他讲了许多茅盾、郭沫若等人的故事，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现场，影响着他看待这段历史的视野、眼光和心态。贾先生特别支持他做沈从文研究，甚至两次把学生赠的书又转赠给他。
多年后，张新颖才看到老师一篇当时的日记，最后一句的郑重其事仍令他心头一颤，1990年12月26日：“下午让张新颖来替我整理堆在地上的旧杂志……他晚饭后别去。和他谈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和生活道路，作为他们年轻一代的历史参照。”
“我们贾先生是一个特别爱憎分明的人，对我影响很大，我内心也是一个好坏分明的人。”张新颖说，80年代以来“人性复杂”的说法非常流行，一讲到极端就把很多事模糊了，人做坏事情总是有情可原。他回到我最初的愤愤而谈，“在巨大变动里更能够感受到那个‘坏’，平常也不一定能够有机会表现出来。”
动手写《沈从文的后半生》时，张新颖有时觉得透不过气。自己的生活非常平静，备课、上课、写文章。而沈从文，四十年里一个一个时代浪潮落到这个人身上，他漫长后半生里时间过得非常慢、难熬，要一点一点用自己的努力来对付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烦恼、屈辱、挫折。张新颖有时出现一种虚幻的想法：“快点写完吧，写完了，书里的人就从时间的磨难中解脱出来了。”
而慢慢还原的那个人又在鼓舞未来写作他的人。沈常用的时间衡量单位是“代”。1949年，他跟丁玲写信说，我不要写作了，反正写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要做的是工艺美术史的研究，给下一代留个礼物吧。1948年，在文学上被批判的他对看《湘行书简》的十几岁儿子说，等你长大了，这些书还会很年轻。
1952年，沈从文50岁，他在30年代写出的那些《边城》《湘行书简》因“纸张不够”不印了，印出也因“落后”而被书店烧去了。川行土改中，高血压的他半夜被吵醒，头重心跳，“这时读杜甫诗，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他感觉生命到了个成熟期，“似乎更深一层理解到作品和作者的动人结合。作品的深度照例和他的生命有个一致性”。他又在糖房垃圾堆里摸出一本破破的《史记》，半夜翻来覆去地看，给远方家人写信，“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张新颖在1992年读过那封信，32岁的沈从文在湘西河上“发现”真正的历史是由普通人们所共建的长河时，发愿将“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50岁的沈从文把这一历史感受真的融进了他的研究里，打捞那些“王侯将相”之外不被重视的杂文物，如绸缎研究、工艺美术装饰图案研究，从古代纺织物上花花朵朵、旧物坛坛罐罐中发掘、讲述古代普通人如何去“生”的新鲜气息。
1953年，历史博物馆开了一个反对浪费的展览，展品是沈从文给博物馆买的各种各样的“废品”，特意安排了沈从文陪同讲解。
这件事，张新颖把它翻过来理解。“他要的东西是别人眼里的破烂儿，他能见别人之未见，看出破烂儿的价值。”张新颖发现，这个人后半生的事业依然建立在一个独特的“我”对历史和文物的理解基础之上。
沈照要求写思想检查也朴实得近乎乡土，政治话语全用不对地方，写“自己的落后”写得“神采飞扬”。那些他研究出的东西和资料在动乱时被查抄，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拖了十多年才得以出版，作序的还是郭沫若。写到沈在80岁赴荆州目睹新发掘的丝绣制品与朋友写信赞叹时，张新颖不把事情戏剧化，而是熨贴在他密密麻麻的日常里。写到沈在历史研究中疲于应付种种无奈、阻碍与屈辱的日子，张新颖适时提到当时海外汉学家们对沈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和翻译情况。
“有一天你会意识到进了一层，但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其实很难说得清楚。”二十多年里，张新颖做沈从文研究像是爬山，爬到半山腰看，风景是这样，再往上爬，虽然还是同样景象，“风景不一样了。”
多年前，张新颖读到沈从文的绝笔，要把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交代清楚。第一段有句话：“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读者心惊，这个时候了，他还在想“将来”？
又过许多年，读者见到这篇文章的手稿。1975年，73岁的沈从文整日埋首于杂文物研究，在未毁手稿中发现《一个人的自白》第一页时，他郑重托付给忘年交、后半生最信任的王孖，说：“这个放在你处……。”之前书中省略号所隐去的，是手稿上那句令张新颖再次震惊的话：“将来收到我全集里。”
20世纪80年代，境况有很大好转的沈从文可以出国讲学，在美国做的二十几场演讲内容是文学和文物。来听演讲的人更希望听他的遭遇，可他就不讲。
张新颖想，一个人在一天一天艰难日子里创造出的身份，比时代强加的受害者身份更重要和有意义。细细密密写完后半生，沈的前半生又有了新的气象和解释。2018年，张新颖写的《沈从文的前半生》出版时，他在同年新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后记中写：写这本书，我想写的不是沈从文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普遍的遭遇，我写的不是一代人或者是几代人的一个典型，我写的不是一个模式的故事，我写的就是这一个人。
“前半生加上后半生，才完整。”张新颖说。2018年他还有一本书出版——二十世纪中国，时代的力量太强大了，但隔了一段距离去看，力量之间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书里写了沈从文、黄永玉……还有他的老师贾植芳，书名叫《九个人》。
“我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我的老师没有看到……我准备弥补这个遗憾，给老师交一份作业。”张新颖在一次演讲中说，他站在黄永玉题字的贾植芳讲堂、贾先生将私人藏书捐赠的甘肃省河西学院，“站在今天的位置，我们会发现……最终是一个时间胜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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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与不安分
2001年，24岁的黄德海到复旦读研，成了34岁的张新颖第一个研究生。刚来复旦时，他有点厌学，觉得自己在大学时读书读坏了，到了复旦还是这些书，像两个板凳间坐空的状态，消沉激起亢奋，“我就越喜欢表现得自己特别高明，所有事一句话断定。”一篇文章应当写六千字，他就写五百字，看不懂是你们的事。
那时出了王汎森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张新颖和他说，可以看看，又推荐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
他想，这些东西都差不多看过了、知道了，看什么，学什么？
老师说，你要看，使用的都是普通材料，可是等到把这个普通材料从头再讲一遍的时候，你发现结论变了。
毕业的黄德海没能上张新颖最著名的《沈从文精读》这堂课，但张写作和出版《沈从文精读》时，黄德海做了书的特约编辑。第一章讲《从文自传》，黄德海读完很振奋：“我觉得沈从文就和我有关系了。”沈从文所说的人类历史文化的长河才慢慢地流经到他身上——被糊涂的教材、别有用心的说法堵住的长河。一个人读书、写作，就是为了疏通这些河道，让它流进普通人的生活。
“我们甚至连一滴水都不是，可是这条河经过了你。”43岁的他热情笑着，在《上海文化》杂志的办公室，同层的还有《萌芽》杂志社。上海作协的办公楼是栋老式洋房，几场细雨的缘故，藤本月季还掩着，楼外的爬山虎都长开了。2011年，黄德海被研究生好友张定浩拉到《上海文化》工作，两人读研时不是同一位老师，但毕业后都和张新颖保持了联系。
2011年左右，《上海文化》编辑黄德海和张定浩开始写文学批评，写了许多尖锐批评别人作品的文章，在一团和气的文学批评界里打出了名号。一次，他们在复旦溜达时碰到张新颖，张新颖说你们写得很好，可是为什么要去批评人呢？站他旁边的张定浩说因为写得差、把写作搞坏了。老师说，就不能做点好东西吗？
“如果社会混乱，那我们就努力地去建设好的东西。这个基础需要有人承建。”黄德海觉得，文学批评不是文学创作的附庸，批评家在面对同样的世界与生活发言时甚至要比作家考虑得更多。“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出现能够留下来的作品以前，我们没有时代精神。”他说，19世纪的俄国之所以造就了一个伟大世纪，是因为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科夫。如果没有他们，那俄国19世纪有什么？
“看书评觉得中国简直是一个文学大国。”一周前，44岁的张定浩坐在黄德海坐的这把凳子上悠悠地笑，这是他自己的工位。因为内向，他笑又不好意思放开笑，看起来总像是憋笑。他不喜欢现在文学批评的一团和气，去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位作者写出了糟糕作品是应当被怜悯的，要批评的仅仅是它竟然一再引发的虚妄赞美。
去年秋天，张定浩连着几条朋友圈批评一位广受赞誉的青年作家。朋友圈被截图传出后，有人来采访，“我被迫去研究了一下东北作家，又把文本好好看了看，自己给自己找事情做。”他笑。他在那次采访中指出作品的文本问题，认为读者的“追捧”源于对东北叙事这一陌生经验的好奇。
现在，张定浩还在《上海文化》做编辑，黄德海也是，他们也都编着隔壁办公室的《思南文学选刊》。但黄德海老来这间办公室，沙发半边被书压塌，半边是他的工位，“到办公室聊天，回去再干活。”两本文学杂志平日收到许多来稿，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其中有不少风格差异大的优秀来稿，两位编辑后来才知道原来作者都是张新颖的学生。
“他（张新颖）自己不形成一个派别。”张定浩觉得这很难得，大学里许多老师有一套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从而能形成学派，学生跟着老师能学到很多、上手快，但出了学校也许不会更好，“像新颖老师这种，学生可能会很艰难，但是如果出来就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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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这么好的事
最近，在长沙的周紫薇常想起老师在讨论课上让他们读的书。“现在想起来，当时他让我们看的那些书都是有现实指向性的。”她在电话里讲到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托斯陀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别林斯基……十月革命前的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如何思考、选择自己道路。
而老师说过的一些话，她现在才明白原来是另一层意思。她的博士答辩要延期了，比起毕业后在大学里教书，周紫薇现在对学校外的世界更感兴趣。
毕业生们没有课了，论文交完，学期结束，学位拿到，就结束了。严晗铭的硕士毕业论文已经答辩通过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导师也是张新颖。本科答辩时，张新颖没去，有老师说，“新颖老师的学生写文章怎么都这么不遵守学术规范？”学生们觉得受了其他老师刁难，几个人一起到张新颖那儿倒苦水，张新颖听完学生的所有话，问：“别人给你一个不那么满意的分数你怕什么呢？我当时看你文章，没有问题，写得确实好，那分数又能说明什么呢？”
几年前，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吕可青在考研时读到《沈从文九讲》（《沈从文精读》新版），看到张新颖在书里说《边城》写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她读得心惊，考来了张新颖这儿读研。老师喜好明显，学生谈到某个学术观点和具体感受时，他面对面认真交谈，珍惜那些粗糙、幼稚的感受。
“如果是很流水线的论文，他就会比较冷静，只要在框架里不出大问题就OK，”她说。
有一阵，她旁听张新颖给本科生上的《中国新诗》课，讲课节奏非常随意，讲到哪算哪。一次课上，张新颖说现在那些主持人朗诵诗是不行的，没法理解诗里的真正感受，他再认真地一首一首读给学生听。“很大胆地去表达自己，还蛮惊讶，跟私下交往又是不太一样。”吕可青觉得老师在讲台上会更自信。
“写得不错”。张新颖总这么和学生说，从论文，到文章，到书。从周嘉宁到现在的学生们，大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错。学生论文中，他指出问题，但不直接教人如何去改，“前提你是一个认真的人，别人说好说坏、别人给你一个空泛的东西，没有用的，你得自己体会到。”他说。
疫情中，教了二十年书的张新颖在微信上课时还是紧张，不过不要紧，“主要是研究怎么样，有没有东西可以讲。”而学生们是否有这样的耐心与谦逊，这种耐心是否在变化，他也不好说。他读大学时逃了一半的课，但即使送室友去医院再返校时天都亮了，一些课他仍不会缺席。当他当老师时，他觉得自己逃课经验丰富，知道学生想听、不想听什么，但这几年开始，他也不知道学生们在想什么了。
“除了规定要完成的课程以外，其他的我是不会管的。”他说：“好学生在我这里很好，因为我不会限制他们，不好的学生在我这里也得不到什么。”
上完一堂讨论课的第二天，张新颖到复旦为接下来的复课做准备，再见我时，他依然很耐烦地听我说了几分钟的《国土安全》的观后感，浮现出那个标准的、带些不好意思的笑容。“我看美剧，看完就忘了。”
一问到上堂讨论课的书，他忽然热情起来，接过本子写下“布罗茨基《小于一》”：“它是一个诗人写的散文随笔，语言的密度、信息的密度特别大，文章写得特别好。看一本书时，你获得的营养不是单方面的，是很丰富的东西。你哪怕最简单的从文章怎么写啊，看看也会获得启发，当然它有思想、有非常精细的分析等等……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回去了解一下。”他诚恳地说，把写着字的本子轻轻推给我。
“再说其实都是在重复，因为都写在书里面了，写出来之后我是被迫跟人聊。”采访到了最后，为那些说出来和没说出的话，张新颖也有些不好意思，“我也不是故意的，很少跟人说这么长时间的话……你不要有负担，我也不要有负担。”他道别，我慌忙跟上，两个人着急得都忘戴了口罩，这么匆匆走在复旦校外的路上。
到了马路口，他停下，“好，就送到这里。”背影很快消融在新叶里。
*本文刊载于《智族GQ》六月刊，略有调整
采访、撰文：欧阳诗蕾
编辑：靳锦
视觉：张楠
张新颖个人照片：受访者提供，摄影陈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