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所四月店刊：《令狐磊：文艺的景象》等三篇
编辑/Spiral@顶尖文案TOPYS
图文消息/方所 感谢方所提供
文艺的景象
文/令狐磊
令狐磊，1978年出生于广东，现客居上海。曾为《新周刊》主笔、创意总监；入职现代传播后作为创意总监参与创办《生活月刊》，曾兼任《周末画报》城市版总监、《新视线》主笔等职。目前为《生活月刊》联席出版人、创意总监，主持策划的报道曾多次获得亚洲出版人协会（SOPA）卓越编辑奖项。专栏作家，致力于梳理现代理性精神下的新浪漫主义。
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一个值得每个当代中国文艺界人士憧憬的词语。
有如是荷兰的学者约翰•赫伊津哈说：“在听到‘文艺复兴’这个词时，迷恋过去的美丽的梦想家看到的是紫色和金色。”
我们透过这个以头文字R开始的词透视出去，会看到些什么？是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广场，是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里的乔托、波提切利、达芬奇，还是明代的家具和摆放着澄心堂纸的书房？
不知道多少人会像我这样对“文艺复兴”这个词（尤其是英文Renaissance）如此的痴迷，并一直憧憬着这个词就在我所在的年代发生。只是，复兴何时的光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要复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时的精神；中国，复兴汉代、唐代还是宋代？中国的文化复兴，似乎一直存在着多重的时代背景。
我们希望找到一个美好年代的坐标，但常常忽视了身边的当下。王阳明说“知行合一”，美国思想启蒙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他以一本只有20页的《常识》小册子鼓舞了一代寻求独立精神的美国民众，曾说：“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文艺复兴”这个词有着：“个人主义”与“现代性”的两层寓意。它如同阳光穿透了中世纪笼罩在人身上的迷雾，有如再生的神话，让人得以找到自己独立精神的个体——这样的人，才是具备现代性人文主义的人。
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个人的命运跌宕的过程所感染，被人物当下的故事的烟霞所笼罩，在同时代，我们无法客观和准确地评判一个人，正如我们无法评判当下我们处于文艺复兴的哪一个阶段，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文艺的一些“景象”。
“景象”这个词已经几近消失于中文语境中，我们已习惯说风景，甚至是风景线——因为一本《良友》在1934年出版的《中华景象》书名，让我得以重拾这个富有诗意和力量的词。
在那本留存到今为数不多的画册中，现在依然能感受到出版者的豪气与激情：书中发刊词说：“人患不自知，国族亦然，方今中华命脉之危，不绝如线，然通达国情，深知民痪者，几何人矣广。”为此目的，良友组织全国摄影旅行团，在主编梁得所的带领下，行程三万里，前后历时十个多月，拍得照片上万幅，凡“山陬海涯，穷荒远激，民情风俗，景色物产，罔不均衡注意，尽量搜罗”，最后汇集为一本474页的超厚画册，书里首次呈现了一个真正的关于中国现实的景象。
我理解的“景象”更在于一种抽象的意境，一种气象。它未必全部来自眼睛所见，而可能是一种对气息的感受力，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
我在探索一种可能，有没有可能从个体的人生历程出发，通过他对自身最珍贵之物及其所经历的时代回忆，通过尽可能多的个案——100个，尽量广的覆盖面——20个领域，通过这个特别的策划，或者说是一份调查问卷，在了解中国文艺界的人生故事、创作源泉的同时，我们也得以从一个侧面去观看当代中国的文艺景象。这些物质或是记忆，由此潺涓汇流。
展览现场
展览时间：3月28日—5月6日
展览地点：方所展览空间
策展人：又一山人 x 令狐磊
合办单位：生活月刊
又一山人：一碗生命
编辑/方所
又一山人，原名黄炳培。曾担任多间广告公司的创作总监。于2007年成立84000 communications，从事品牌、文化推广及设计工作。黄氏在艺术、摄影、设计及广告等的作品屡获香港及国际奖项五百多项。穿梭本地及国际艺术展览，其「红白蓝」艺术作品更于2005年代表香港参加威尼斯艺术双年展。荣获2011香港艺术发展奖之年度最佳艺术家奖 (视觉艺术)大奖。
2013年11月23日，又一山人在方所，分享关于《一碗生命》的创作及思考。
通过作品《一碗生命》讨论物与家的关系。
家对于我来说有非常长远的关系。大家知道我在做个人创作之前，是做商业创作人的。我做广告的时候，帮许多地产商做过很多关于家的创作。大概有30至50个地产项目是通过我来推销的。
家对我来说是一个庇荫。家可能是一个破裂的家，这个题目在我的个人创作中不断地发生。在过去十几年当中我都有讲到家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个广告商捐了一块很大的广告牌给我，做了一个“以心建家”的广告。当然这个家不是一家三口的家，而是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家
“红白蓝”这个创作作品是一个跟“家”相关的示范单位，我把红白蓝的物料做成所有家具，厅床书房。香港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是一个充满竞争，比较负面的城市。我想通过这个物料，真正地让所有人成为一个家。
最近第四次“示范单位”在新加坡公开展出，我对这个“家”做了一些调整。在过去的时间，法国人看到这个展览，说它是属于法国的，美国人说是属于美国的，英国人也觉得很有共鸣。新加坡这个展览我另外开了一个书房，把所有跟红白蓝有关的国旗都挂在里面。其实这个家是属于谁的呢？究竟是泰国的，俄罗斯的，还是香港的？
家和国之间有权力的学问，也有很多主观、偏见的因素。我过去六七年拍的烂尾楼也有很多元素跟家有关。在广州，我带了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老伯上去做了一场戏。我在里面放了一些小朋友的玩具。我叫他们想想自己的孩子或者孙子很久没有回来看望你的那种感觉。他们完全不用教，非常容易入戏。我相信他们非常了解两代甚至三代之间的隔膜。在新加坡拍摄烂尾楼的时候也有一个家。这是个没有完成建筑的大宅，也没有人在里面居住。在这个大厅当中陈列着一个物件。我大概拍摄了一百多个烂尾楼项目。这是其中一个最令我感到难受的，因为大厅当中放的是这座大宅的模型。模型完完整整地建出来了，但是这幢房子却没有。让我感受到了人生的唏嘘。过去的几个月香港的一群摄影师也为“家”这个题目做了摄影展览。十几个摄影师每人拍摄了二十五个家，一共三百多个。每个人就自己对家的兴趣挑选了不同的题目。有人拍摄了自己的邻居，有人拍摄了重病患者以及与他家人的关系，有人拍了武馆，因为师父和徒弟也是一家人。我选择了我曾经体验过的很特殊的一家人。他们是一些独居老人。因为一些慈善项目，我有机会跟他们相处过几次。很繁忙、充满竞争的香港觉得他们是一帮被遗弃的人，可能是很可怜的。但是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十分自在和有生命力。所以我想通过这一次的摄影，让香港人感受到什么是生命力。
周年庆的时候我们以城市为题目，我也在这个展场里跟广州美院的王绍强教授做了一个创作。从一个热水瓶出发，想借着热水瓶，倒一杯热水，探讨一下人的关系。搜集回来很多用过的暖水壶。有王绍强老师的作品和他的学生的作品，以及我的作品。又一年过去，我选择了一个碗作为一个家。现场的碗都是我们同事家里拿回来或者搜集回来的碗。也算是方所的家的感觉。我也邀请了我们的同事帮我做这些植物在上面。大家看起来有点奇怪，植物不在花盆里，而碗里装的也不是饭。我想探讨施与受的问题。文字是这样写的：
吃一碗饭 生命得以持续
喫一碗茶 身心灵为之飞扬
往内 从外
从内 往外
有来 有往
有受 有施
碗里头的
可往肚里吃
可栽出生命
一家三口是家
三代同堂是家
大地众生万物正是家
大家 才是家
有一点我倒为自己庆幸，因为我好奇，因为我的广告工作，因为我的运气，30年来，我走过、飞过比平常人多很多的路，看过很多人、情、事。看着自己没有因为走太远，而找不到路回家。当下，我站在自己的家，自己的心田。
慕辰：《家族图谱》
编辑/方所
2013年11月23日，慕辰在方所，告诉我们《家族图谱》缘起何处。
我的合作者是邵译农，作品是系列照片《家族图谱》。这个作品的装裱是传统的形式，全长45米，创作时间为2000年。
1999年之前我一直在从事摄影创作。98、99年我做了两个系列作品，采用的也是照相馆摆拍的形式来拍摄人物。我同时作为拍摄者和扮演者出现在作品里面，作为一般的社会角色，来表达我对社会现实和问题的思考。99年，我儿子出生，要起名字，过了差不多半年也没想到一个合适的名字。中国人有一个传统，家族里有个排序，每个辈分有一个字作为字辈。我们回头去问邵译农的父母家族中是否也有这样的传统，从而带出了寻根的愿望。
邵译农的父母老家在浙江，建国之后支边到了青海，跟家族已经没什么关联了。在追溯的过程中，跟自己没有关联的人物会一个个浮现出来。
怎么样去呈现我的家族，呈现跟我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一方面我们从自己的家族的资料里整理，一方面找老的家谱来查证。最终决定了拍摄的方式，按照老的照相馆式的形式，包括灯光、人物的站姿、脚底下的一坛坛的花，按照老照片的摆拍的方式。家里人穿的衣服，上半身也做了安排，从市场找来中山装，或者叫劳动服。这个服装建国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算是国服，是每个成年人的日常服装。在真正回到老家，寻找这些家庭成员之前，做了这些大量的工作。最后把照相馆的装备，包括背景和外拍的设备带在身上出发。当时我儿子正好十个月，我匆匆地给他断了奶，离开他，带着寻根的愿望出发。
邵译农的奶奶生了9个儿子，前面两个都夭折了。大伯是第三个儿子，拍照时他93岁，是年龄最大的，堂姐的孩子是年龄最小的，年龄跨度差不多有100年。我们搜集到的家族成员有300多位，实际拍摄的是103位。最后做成了传统的卷轴的方式，分成文字和图像两个部分。文字按照老式家谱的方式写，文字由邵译农的父亲在绢上一笔笔书写下来。几十米的长度比较完整地展示了这个作品。
《家族图谱》是从我个人的身份来探讨一个家族的传承。拍摄的意义在哪里呢？从现实来说，中国的家族概念在传统上在家庭、在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支撑的角色。在每个村庄都能看到祠堂，祠堂是家族凝聚的一个地方。在做《家族图谱》的同时，产生了拍摄大礼堂的想法。因为随着社会发展，祠堂的形象被大礼堂所替换了。在拍摄家庭成员的时候，我们在思考，在现实中，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和家族的关系已经很淡薄了。见到这些知道存在，但从未去相见的亲人，借着这样的机会一家一户地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和面孔，给予我们很多思考。
做了这个作品之后，我们做了一本书，这本书采用的形式也是册页式，可以拉开的。正面是从老式的文字、家谱开始到所有的人物。背面是拍摄过程当中的花絮和感想，还有家里人的故事。故事里放的都是家里人的老照片。希望以书的形式充分地展示家族的面孔。
大伯是特别有意思，他已经完全没有听力，跟人沟通的方式是写下来。他的生平比较坎坷，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文官，这个经历让他受到很多牵连，吃了很多苦头。我想让他给我写一下他的人生，他在纸上给我写了一句话，“在动乱期间，受够了苛刻的滋味，苦难未必尽说，好事毋需多言”。
我在他桌子上发现了很多他跟别人沟通的纸条，在这些纸条上，我看到一段话，写着：
……这几天，天气转晴，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您想到哪里去看戏？我想到孝顺去，但没有戏。
我喜欢多方面走走，明天到我家里去玩？
不能答复。为什么？
我家有两株茶花盛开，有200朵花开着，开得茂盛的日子。
我家亦有茶花、兰花，亦有烟花，都在盛开，三人高。哪天我来看看。
今天去。
我还要午睡，今天不来。
你两点以后来，我在等着。
无其它特殊原因，一定来。
我家有好多花种，你喜欢可拿几株来栽。
是你的好意，要不要看过后再说？
我人老了，花也没有了。
我家有一串红、白日菊、天竺葵、朱顶红、夜来香等等，这许多种是买来的，买的，也有人家给的，也有…再谈。
在厚厚的纸上，两个在农村生活的两位老先生的盎然生趣，是我在拍摄这组作品的收获。人的生活的历史，在家族里的呈现。这组作品留给我的更多的是一种断裂感和失落感，希望能把他们记录、流传下来，也可以留作研究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