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糅的“中国名片”

17世纪著名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梅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有一幅重要作品：《在一扇打开的窗户前看信的年轻女子》，画面上有一只盛着一堆水果的中国瓷盘。从质地上看，这只盘子是景德镇出产的青花瓷器；而从形制上看，它是荷兰人称之为“klapmuts”的大汤盘。欧洲餐桌礼俗，禁止举起汤碗，因此需要为汤碗配一只大汤匙，但是如果在普通的中国汤碗边缘放一把欧洲勺子，因为碗边过高、重心不够低，无法平衡汤匙手柄的重量。因此，扁平的klapmuts有很宽的边沿，可以顺利地放置汤匙。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专门为这幅画里的klapmuts写了整整一章，指出在维梅尔的时代，画中的这种大汤盘是专门从中国定制的瓷器，十分罕见并且昂贵。更重要的是，以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的中国外销瓷为切入点，可以以小见大地反应全球化贸易的兴起。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即瓷国，因此代表中国形象的瓷器亦可称为“中国名片”。早在东汉时期，中国就在浙江上虞制作出瓷器。唐代，中国瓷器沿着陆路和海路传播到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宋代，赵汝适撰写的《诸蕃志》，记载有近20个国家与中国交易瓷器。元代，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受到广泛的欢迎，在某种意义上，元青花本身就是一种“外销瓷”，因为钴料是从中东进口的，纹饰和颜色也符合伊斯兰文化的要求。以西亚的阿拉伯为中介，13世纪时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开始做瓷器生意。13世纪末，马可•波罗从中国带了不少瓷器回国，他告诉西方人，在中国城市的街头，只用微不足道的4个银便士，就能买到3个蓝白色的瓷碗，而在当时的欧洲，中国瓷器是绝对的珍稀商品。

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葡萄牙人通过宁波等沿海城市进行瓷器的非法贸易。为了满足里斯本市场的需求，使中国瓷器更符合欧洲人的审美习惯，葡萄牙人最早采用了订货的方式，向中国商人提出款式、花色和装饰等方面的要求。据记载，1541年一件装饰着葡萄牙王室纹章的景德镇瓷器相当于几个奴隶的价格。

真正使中国瓷器在欧洲传播的是17世纪的荷兰人。1602年，荷兰人俘获了葡萄牙的圣雅戈号武装商船，船上载有28箱瓷盘和14箱小瓷碗，这是荷兰公众第一次邂逅大批量的中国瓷器。1604年，荷兰人又捕获了葡萄牙武装大帆船凯瑟琳号，船上装载了近60吨、10万件瓷器，这批货物在阿姆斯特丹拍卖时，购买者从全欧洲蜂拥而至，包括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从此以后，中国瓷器被叫作“克拉克（carrack）瓷器”——武装帆船瓷器。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出了一张购物清单，包括50000只黄油碟、10000只盘子、2000只水果盘、还有1000只盐钵、1000只芥末罐、1000只宽碗、1000只大盘，再加上数目不详的水壶和杯子。这家新兴的公司拥有650万弗罗林资本，实力雄厚。尽管以中国人的观点看，专为外国人生产的外销瓷太厚、画工粗糙、装饰图案粗疏、式样古怪，但是它比欧洲的陶器品质好了太多，最关键的是：欧洲工匠尚没有能力制瓷。因此，从1602至1682年的80年间，“海上马车夫”一共装运了1200万件中国瓷器。以1680年在荷兰出售的1500只小茶罐为例，利润高达令人咋舌的801%。有人慨叹说：“中国瓷器是多么可悲的奢侈品！一只猫用它的爪子一拨，比好几百亩土地受了灾还糟。”

在欧洲，中国瓷器这一名副其实的奢侈品，受到王室贵族的青睐。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就曾购入大量东方瓷器。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藏有400多件瓷器，他的继任者马萨林也是中国瓷器的痴迷者，至今还有一类青瓷花瓶被称为“马萨林青”。1670年，路易十四动工修建凡尔赛“瓷宫”——特里阿农宫，不惜重金大量购入中国青花瓷和五彩瓷，为了支付购买瓷器的费用，他还在1689年下令，将王室所有的银盘回炉。可以与他媲美的是萨克森选帝侯“强者奥古斯特”，为了得到邻国普鲁士国王威廉的一批中国瓷器，不惜用一支600人的萨克森龙骑兵队与之交换，这其中有18个大花瓶，从此这类花瓶被称为“龙骑花瓶”。1717年，“强者奥古斯特”还在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内建了陶瓷馆，迄今，该馆收藏有近万件中国17、18世纪的外销瓷。

同样因其珍贵，许多瓷器并未用作餐具，而是被用作装饰品，比如荷兰人用瓷器装饰桌子、展示柜、甚至门楣。还有更加匪夷所思的用途，比如把笔筒当作冰桶，把鱼缸用作花盆，把花瓶改成茶壶，把胆瓶改成牛奶罐。1635年，荷兰商人第一次把欧洲市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宽边碟、水罐、芥末罐、洗脸盆等器物做成木制模型带到广州，再请景德镇的艺人按模型做出瓷器，由于工艺难度比较高，所以价格也更为昂贵。1643年，荷兰人首次向中国订购了25000只茶杯，与中国用于饮茶的杯子大异其趣，荷兰人给茶杯设计了把手，在装饰上也更多地使用欧式绘画。有意思的是，维梅尔画中的那种klapmuts，虽然是中国专为外国人“来样加工”的外销瓷，却在江西一位省府官员的墓葬中出现。卜正民提醒我们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聚合现象：欧亚大陆两端上的上层阶级都在购置“克拉克”瓷器，中国人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异国风情，而欧洲人则以为它是中国的国粹。.

18世纪，全欧洲盛行“中国风物热（china-mania）”，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大量外销，这使中国拥有占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在瓷器贸易方面，继荷兰之后，英国后来居上。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讽刺说：“缺少中国花瓶的房子不能成为一流的房子”。根据统计，1720-1770年间，英国商人将大约3000万件瓷器输入英国。1774年的《伦敦指南》记载，伦敦至少有52家专门经销中国瓷器的商店，接受对瓷器装饰有特别要求的订货，店主被称为“瓷器人”（China-man）。在这一阶段，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使外销瓷呈现出更为杂糅的特点，最具典型性的是“广彩”。清代《景德镇陶录》记：“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载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所谓“广彩”始于清代康熙晚期，由于清政府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停靠广州码头，于是大批的瓷器商人在广州云集。为了节约成本和更加适应欧洲市场品味，他们在广州培养了一批专画西洋彩绘的艺人，把从景德镇购买的白胎运到广州画上粉彩，然后开炉烧制，从广州出口。“广彩”融合中西，既有中国传统彩绘艺术的风格，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成为清代外销瓷的主力产品之一。

就外销瓷上的符号内容来说，有传统的中国题材，比如刀马人物、山水风景、折枝花鸟，传说顺治皇帝酷爱西厢记，所以西厢故事在顺治以后也成为外销瓷上的热门题材。同时，外销瓷上更不乏典型的西方题材，比如英国人设计的Fitz Hugh系列的青花瓷，美国总统华盛顿在1786年就收藏了一件画有美国鹰的Fitz Hugh样式的瓷盘；又比如各类纹章瓷，像著名的共济会在1790-1815年间定制的瓷器，上有复杂的图案，包括方矩、圆规、所罗门圣殿的柱子等经典西方符号。但是更多的外销瓷具备中西杂糅的特色，比如类似中国胖小子的天使、酷似送子观音的圣母马利亚、非常洛可可的“南京式样”园林风景，尤其是只供外销的“满大人”题材。“满大人”一词源于乾隆晚期，是西方人对清朝各级官员的尊称。人们将描绘清朝官员的外销瓷纹饰统称为“满大人”。这类瓷器的构图大多是在庭院之中，一面临水，有远山果树，戴红缨帽的“满大人”膝下有幼儿撒欢，身边有妻妾围绕，其乐融融，反映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官员生活的想象。

中国的外销瓷研究始于解放前，陈万里、韩槐准、夏鼐等老一代学者奠定了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以外销瓷的窑口、种类、路线、原因、影响为核心，召开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上百篇论文，还有硕、博士论文涉及这个领域。但是客观而言，由于大量的外销瓷藏于国外，而且属于民窑体系的外销瓷素来不为推崇官窑的国人所重视，因此最为精深的外销瓷研究依然出自外国学者和鉴赏家之手。近年来，随着荷兰人倪汉克先生向上博捐赠90余件明清外销瓷，以及多家拍卖行的外销瓷专场拍卖，外销瓷的介绍和研究也在呈现勃兴之势。值此之际，南昌大学教授、长期旅居美国的外销瓷收藏家余春明先生所撰写的《中国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便显得弥足珍贵了。该书以介绍外销瓷的历史、种类、生产、运销为主，又用了大量篇幅研究外销瓷的纹饰，以及各种纹饰所代表的意义，既有史学视野，也有市场经验，图文互证，时有洞见。

外销瓷研究博大精深，综合工艺美术史、交通史、贸易史、考古、鉴藏、风俗、美学等学科门类，尚有掘进的余地。余春明先生的关注点在于海上瓷器之路，其实瓷器的陆路运输亦颇有可观之处。恰日前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略可补遗：“鞑靼、女真诸部及天方诸国贡夷归装所载，他物不论，即以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余初怪其轻脆，何以陆行万里，即细扣之。则初买时，每一器物纳沙土及豆麦少许，选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牢确之地，不损被者，始以登车。临装驾时又从车上掷下数番，坚韧如故者，始载以往，其价比常加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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