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一个周末,《Be Water Journal 水象》(以下简称《水象》)杂志的创始人、主编爱米在广州参加了一场创意市集。一个年轻的女孩路过她的摊位,随手拿起一本《水象》创刊号,说纸张好好,又翻了翻,摸了摸。


在这个市集里,爱米观察到,70%的人都在卖首饰,10%卖衣服,10%卖各种杂货,像她一样只卖一本杂志的摊主,少之甚少,甚至显得有些 “不合时宜”。


《 Be Water Journal水象 》创立于2017年,以小体量、精工细作的工作方式,创造优质的视觉与文字内容。


“在传统的观念里面,杂志或书,从来就不是个实用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环保袋、一枚手机壳和一本杂志都卖180元,但有很多人还是会选择买手机壳或环保袋。这种时候我也会 ‘哎呀’ 感慨:自出版杂志的市场,真的还需要很长时间去培育。”


此时距离《水象》杂志创刊号出刊已过去了大半年。在最开始的四个月里,爱米为了杂志的发行没少跑诸如此类的线下宣传,十余场讲座、大小创意市集、甚至还将杂志摊开进了上海时装周。“我一人兼任《水象》的运营、发行和推广,有时还要兼淘宝客服和打包小妹。”


谈及此处,爱米倒也觉得自然,“毕竟,目前国内自出版行业的主编都是这样。”


《水象》发刊讲座及MAGMANIA杂志 POP UP展


2018年元旦,《水象》创刊号破壳而出,伴随而来的不乏同行们对它的争相报道和夸赞。包容开放的选题视角、历时1年半至2年打磨的纪录片式长访谈、贯穿在内容和视觉设计中的东方DNA等特色要素,都让《水象》的横空出世,沾上了点“和过去中国自出版杂志看起来不太一样”的色彩。


当一个杂志创始人谈起她的孩子,不用质疑,它的特色、亮点一定会被进一步解读、放大。反倒是在不断向爱米抛出问题的过程中,她的几次卡顿和呢喃“啊,我想一想”,让我顿觉这场对话有了“单纯了解”之外的更多意义。




在生活方式爆发的时代,做文化杂志?


“我自己一直不太喜欢看软妹杂志,还是有一颗Hardcore的心。但也有朋友吐槽说,‘生活都这么累了,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看看《Kinfolk》放松一下’  ——这我也完全理解。”


在生活方式类杂志大热的当下,爱米却选择做一本关注“设计,文化,社会”的杂志,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还挺会给自己找事儿的。”


“都市化”几乎席卷了中国大部分的城市,都市里的中产阶级成为了新的消费主力,媒体们要么失语,要么一窝蜂地以快餐式的制作方式,为新中产们奉上吃喝玩乐指南,却鲜少去报道表象背后的文化含义乃至社会变迁。


而某种程度上,《水象》就是这么本杂志,冷不丁地给沉浸在“都市化”的中产们泼上一盆冷水。


“我们希望媒体不要只强调追求时髦的设计或生活的品位,我们差不多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水象》想要找一些更加本质的东西去关注、探讨。”



TOPYS:为何把“文化创造者”定为研究、报道对象?


爱米:最开始由社会学家 Paul H. Ray与心理学家Sherry Ruth Anderson 共同提出“文化创意人”族群,后来被香港《Magazine P》杂志引入“文化创造者”理念。《水象》关注的这个群体,不仅仅强调每个人有创作的本能,更强调他对社会、环境是有益的,会身体力行做一些好的事情。


当然,我也发现这个群体在中国是越来越多了,包括现在大家看到很多人在做农夫市集,生产有机的产品;或是用一些更创意的方式去帮助别人,比如有很多艺术家会发起一些艺术治疗等等。


我们不会去做一个很美丽的幻象出来。现在其实还有挺多杂志会去虚构一种大家认为很美好的生活,但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有媒体去关注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生活趋势的变化,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主刊内页/ 现居广州的西班牙造型师 Raquel 在广州街头试图寻找“真实的时尚”。


TOPYS:为何将第一期主题定为“回应当下”?


爱米:其实这个主题是最后才确定的。我刚开始去寻找采访对象,包括独立服装设计师张达、Dooling,青年艺术家卢珊、西班牙造型师 Raquel Sanchez、美国摄影师 Rian Dundon 在内,可能他们之间就有隐藏的一些共性。比如Dooling提到,就算是用一些传统的布料做衣服,她也会很积极地使用一些新型面料去适应当代生活。他们都在以自己的创作,对当下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现状进行观察和思考。


我们之前并没有提前设一些立场去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是通过大家不断地采访、交流,把一些东西清晰化。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改变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我觉得这样的状态也挺好。


TOPYS:你们是如何给这本杂志的内容风格定位?在筹备过程中,这个定位有没有发生变化?


爱米: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明晰要做一个什么风格的东西。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做一个在视觉、内容定位上过去都没有的杂志。


十年前,我和编号223一起做过一本叫《TOO》的杂志,当时的杂志风格比较接近欧洲青年文化、时尚杂志。在那之后,我们就没有继续做第二期,这其中有一个对我来说比较大的原因,就是我不太希望直接去copy别人的文化,再做一个看起来像欧洲青年、时尚杂志类型的杂志。


《TOO》杂志封面


而《水象》会融入更多从中国土壤里面生长出来的文化。它是一个有东方的DNA,但又比较现代感的媒体。目前市场上还是个空白,没有什么可供参考,所以也更需要时间去摸索。


TOPYS:这种既有东方DNA又具备现代感的杂志,在内容和视觉上具体如何呈现?


爱米:我们也会想,一本既有当代性的,又有东方DNA的杂志到底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第一期中,我们没有用大的英文标题,更突出中文字本身的美感。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用英文来做标题排版,其实很容易排得好看、时尚,或者很现代化。 但我们还是觉得中国的方块字也有它的美感,尤其是繁体字,有很多好看的字体选择。纸张选择上,我们没有选用那种特别光滑的铜版纸,版面设计也会有东方文化中的留白。


《水象》创刊号封面


至于内容定位,因为我们是年刊,所以不会报道太资讯化的东西,更多聚焦文化创作者。而访对象也会倾向于选择中国本土的创作人。


因为现在大家好像都很喜欢日本、北欧的手艺人、创意人,中国本土很多很好的创作人没有受到关注。那为什么不能来写写他们或者来推广他们的理念?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回应当下的方式之一。


主刊内页/近两年,摄影师林舒于中国境内拍摄30多个佛塔,记录现实并制造幻想。


林舒作品/ 崇州白塔[隋]四川


TOPYS:我个人理解,很多国内的媒体不去报道中国本土的手艺人,也可能是感觉这些题材很容易就会绕进东方美学、匠心的主题里,就比较老生常谈。 


爱米:那日本的匠心就不老生常谈了吗?(笑)不过,现在有种东西叫风潮、风尚。大家会觉得文化有先进、时髦之分,会更乐意去报道一些“先进”的文化,我觉得也挺正常。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视觉的呈现。我们这边很多本土创作人,他们可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视觉包装。所以你会发现,做国外的内容还挺容易做得好看,而做中国本土内容,视觉上会是个极大挑战。


TOPYS:那《水象》是如何迎接挑战,将本土内容设计好看的?


爱米:如何做好看的……啊,让我想想……在图片的拍摄和制作上,我们会尽量表现专业,但我们没有特别去虚构美好的东西。西班牙有本室内设计杂志《Apartamento》,就是给你呈现一个混乱的家。我们觉得,混乱也有混乱的美感,所以我们会实实在在地呈现一个街道的环境。


主刊内页/ 卢珊广州“小北”写生,以水彩作品来探讨族群共存性


TOPYS:不满足于讨论表面时髦的东西,而去深挖其内涵,《水象》具体是怎么做的?


爱米:一方面我们会关注个体的觉醒,另一方面也会以历史为线索。可以借鉴的一个例子——BBC曾做过一条有关咖啡豆的纪录片,他们不是去报道当下有多少热门的咖啡店,有哪些牌子的咖啡,而是去咖啡豆原产地走一走,观察因生产咖啡豆而涉及的人群。于是,这里面就会讨论童工的问题,长途运输的问题,是否使用农药的问题等等。在这一个选题里,它就涉及了社会学,同时也跟设计、当地的历史文化产生关联。这可能就是我们以后做内容的一个方向。


TOPYS:有深度的文化杂志与爆款、流行同时存在似乎是个伪命题。你如何看待当下的爆款和流行?


爱米:我有时候会想,在以前博客时代,我们去做一个内容,当你不能及时看到那些点击率、回复率或关注度之类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个挺好的事情。因为你不着急,也就不会那么功利。这样反而能做出好东西。


我们和其他创意人一起举办线下讲座,常常会谈到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反思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文化?举个例子,事事讲究效率、“时间就是金钱”、追求“更快更大更多更好”的价值观。


虽然我们也希望去推崇反思现代化的理念,但我们自己也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过程里面。“凡事希望更快达成目标”这类现代文化价值观,也会影响我们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工作方式。


我们尽力希望自己不要卷入到那个漩涡里去,还是要坚持一些比较优质的内容。或者说盲目地相信一下自己的思考方式。


啊,对啊,在这样如同漩涡般的环境里,我觉得如果没有一点对自己的盲目自信,很多事情很难持续做下去。




在数字媒体时代,用最传统的方式制造内容?


在一次爱米与令狐磊的采访交谈中,他们就有谈及:现在大家都不在阅读上追求精美体验了。看电影,满足于在手机上观看;数字媒体上的图片,即便模糊也没太大所谓。


《水象》就此提出了“精美阅读”的概念。


从严格把控对纸张的选择(第一期选用两种特种纸,偏米黄色的比较适合文字阅读,白色适合印图片)到对像素低的图片零容忍,《水象》希望读者在触摸这样实体的时候,能感受到纸质印刷的丰富度以及精美的视觉体验。


想要达到“精美阅读”的标准,自然不容易。不管是耗时长达一年半至两年才完成的长访谈,还是几乎每一张图片都追求实景拍摄……这些接近传统媒体内容运作的方式置于数字媒体时代,自然面临着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拉锯。


《水象》创刊号双封面


TOPYS:创刊号中有一些耗时一年半至两年的长访谈,能否和大家分享,如何做长访谈?


爱米:德国有本杂志叫《mono kultur》,一期只采访一个人,访谈差不多要花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我还挺喜欢那本杂志,他们报道的人,讲述的东西,都有时间线索。他们的采访对象可能都是些年纪偏大、在一个行业里有着二三十年或四五十年丰富从业经验的群体。


《mono kultur》杂志封面


比如说,他采访一个音乐人,他就可以谈及以前电子音乐的起源是怎样。因为他是那个事情的亲历者,一个历史的亲历者。所以我很喜欢有时间线索、有历史线索的内容。我也希望能做这样的长访谈,去梳理出一个线索。


因为第一期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运作内容,所以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做两位创意人的采访,进度也会比较缓慢。我会趁出差的机会,时不时地约他们碰面,平时也会语音聊天、微信、EMAIL聊天,各种交流的方式都会使用,去跟他们进行深入交谈。


我们谈论的话题不只是他们设计作品的本身,也有他们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甚至分析一些文化议题。


在交流的最开始,我可能会先去了解一下他们的作品,然后从他们的作品、曾经的讲座或者是采访里找到一些线索,并设一些小话题——比如这一part可能聊“网络文化对设计的影响”,下一part就是“回应当下的设计是什么样的”。


做这样的长访谈,的确需要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比较多的时间、精力付出,我们第二期暂时就没有做长访谈的计划。之后也要根据当期的主题来定,所以它可能是一个pop up的内容。


TOPYS:能不能谈谈《水象》创刊号的制作流程是怎样的?


爱米:我们还是偏传统杂志的操作模式,在用很原始的方式制作内容。杂志报道的图片多数是由我们自主拍摄。比如采访服装设计师张达,我们从他过往的十几个系列精选出一批有代表性的衣服,在广州操作拍摄了服装片。采访方面,能当面采访到的人,我们也尽量安排当面采访。我们的摄影师、文字作者也多是杂志行业的资深人士。


杂志内页/独立服装设计师张达原创服装品牌“无边”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保证百分百原创,我们还是希望内容是无可复制的。但是这样成本也会很高。当然我也知道有可以更低成本去操作这些内容的方式,这样出来的内容可能也还挺好看,但我们还是比较笨拙地去做这些原创内容。


不过我也发现,其实读者对背后的操作方式并不是那么敏感。他不会在乎你是专门去拍,还是用官方的通稿的图片。如果按传统杂志媒体精工细作的方式去做一本杂志,成本会非常非常高,长此以往它也有可能会无法持续运营,这也是我之后需要去衡量衡量的事情。


TOPYS:你们既有纸质版的杂志,也有网站,目前对这两块内容的定位分别是什么?


爱米:其实网站跟杂志要宣传的理念,或者要关注的对象是一样的。 


《水象》官方网站首页图


目前网站上会放一些短篇一点的采访内容上去。不过,在中国,现在比较少人追看网站,大家好像更喜欢看微信公众号。


网站它是一个可以一直存在并与国际保持沟通的平台。我们最初的计划是希望它能够对纸质内容做一个补充。因为纸质内容的呈现方式只能是图文,但网站上可以利用新科技做一些新鲜变化的东西。


杂志还是我们的核心,而我们同时在做网络电台节目,微信公众号或者网站的内容,可以作为发散出更多东西的补充载体。


TOPYS:在这本杂志中,你们对文字和视觉的重视程度分别是怎样的?


爱米:我自己本身是编辑出身,同时在这十几年里做的很多内容都跟视觉文化有关,所以我们才会耗费很多精力去策划内容、拍摄图片。


不同年代的人对文字和图像的敏感度有差异。我们这一代对图像相对敏感,大部分90后就变成了完全只对图像敏感。他们更喜欢插画、zine之类的东西,对文字的关注度会比我们这一代的人要低一点;70年代的编辑又非常非常注重文字,他们对图像的敏感度又低一点。所以我会发现,不同代际的人受他的成长环境影响还挺大的。 


TOPYS:现如今很多媒体,拿一台电脑插一根网线,就能生产内容,这种生产方式其实非常单一。


爱米:嗯,我觉得这个还是由对这个事情投入多少成本决定的。我之前在《城市画报》工作,我们一行六七个人,去到一个城市待上个半个月,用很密集的采访去做一个专题。这种就跟你说的坐在办公室连外网是完全两种操作。


数字媒体有时候会让大家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媒体,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专业跟不专业之分。 


TOPYS:如果想要提高编辑的专业度,以你的从业经验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爱米:策展、编辑一个实体空间、策划市集活动、论坛等都是编辑力;挑选和梳理素材,确定主题,呈现内容,也是编辑力。现在大家都爱说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原先杂志没有特别去细分的时候,编辑们也是跨领域去吸收知识。


运营模式在商业上不存在,甚至不成立?


碎片阅读、轻阅读时代,图多文少的Mook很是受年轻消费者的追捧。在《水象》参与的市集摆摊过程中,爱米也发现,比起密密麻麻十万字的大部头杂志,年轻人对附赠的插画别册反而更感兴趣。


插画别册封面及内页


谈及国内诸多生活方式类Mook 的繁盛,爱米表示,撇开内容好坏不谈,能用相对低成本的操作模式,迅速制造出不同主题的Mook ,这些操作模式在商业是很成立的。


不仅是国内,她也观察到国外的自出版市场的杂志似乎也在顺应这个市场潮流,文字在减少,图片在增多,每期杂志的页数也在减少。


尽管对创刊号扎实的内容报道路线很是坚持,爱米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要把《水象》第二期的内容拆分得轻量一些。“我自己拿到一本沉甸甸的《VESTOJ》杂志,也会觉得心理压力有点大,文字量很多,要看很久。但现在能有时间阅读的人还是很少的。”


“如何去看待这些市场的变化,自己是否需要去顺应这个变化”——爱米表示,其实她也想写信去问一问自己喜欢的那些欧美小众杂志,这个问题该如何作答。



TOPYS:《水象》的运营模式,有没有摸索出个大概的轮廓出来?


爱米:我觉得其实还没有。我们现在其实完全是在依靠第一期杂志的销售收入,去投入生产第二期的内容制作,也就是说这个杂志本身就像是一个产品了。


我自己也意识到,这样的工作方式,就现在中国的独立杂志市场来说,其实很难做,从商业角度来说,它甚至都不成立。从2004年我入行做杂志,没多久,我开始收藏、推荐和采访国外的小众视觉、文化类杂志至今,所以我也会去关注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运营模式、生存状态。


以前有很多时尚类的杂志,都是通过广告投放来运营,但是现在愿意在纸质媒体上投放广告的客户也越来越少了。反倒我看有很多杂志都有基金支持,比如说设计、艺术、文化类的基金——《VESTOJ》是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出钱的,《MacGuffin》由design miami basel, creative industries fund NL资助。


所以,如果有可能,我们也希望找到更多文化艺术基金的赞助,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中立、更持续地做内容。


TOPYS:创刊号卖得如何?有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


爱米:应该是超出预期,发行半年便收回第一期的成本,可能也有挺多朋友在帮我们做宣传。第一期我们总共发行2000册,截至目前,就还剩下两、三百册。在独立杂志里面,可能卖得还算可以。


TOPYS:在你预期里,《水象》是做给谁看的?而实际购买的群体又是怎样一群人?


爱米:我发现预期跟实际购买的群体差不多。年龄层主要集中在20岁到45岁的人群。我觉得这样子挺好。大家是因为理念的相近,认同这个理念而去购买的杂志,而不是他的收入或年龄去划分。


《水象》发刊讲座杭州站


TOPYS:我看到有个读者的反馈还挺有意思,她说找到这本杂志出乎意料,不是在方所,而是在梵几买到的。你们一般怎样选择合作伙伴?


爱米:国内的自出版物的发行跟国外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国外出版物除了在出版初期有基金资助外,它们还有些固定的发行渠道,比如一些独立设计书店或是一些出版商。即便它们的发行量很少,也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渠道去流通。而我们所有的发行都是主编自己在做。


有意思的是,以前我们做《TOO》的时候,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做发行。一家家去联络并发去一些设计品店,独立书店、咖啡馆,美术馆等,我是没想到十年之后再做这个事情,还是全部都要自己去运营。


目前国内的自出版杂志做发行,大家都是挖一个坑,种一个萝卜。我还蛮希望未来自出版杂志多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共同去做一个发行机构,连成一个沟渠。


不过中国有个好的事情——我们的人口基数比较大,所谓小众的数量,放国外也可能是大众。


《水象》部分线下发行渠道


TOPYS:一个事实是,在当下纸质杂志的生存非常艰难。我们经常会听说谁谁又停刊了。在这样的环境下 ,《水象》的市场竞争力如何体现?


爱米:其实一本杂志停刊,很多时候原因并不是我们外界所能看到的,据我所知,有些杂志并不是在经济上运营不下去,人事的动荡、做杂志的人心态发生变化等都有可能导致暂时停刊。


前不久停刊的美国杂志《Interview》


杂志的运营完全依赖广告客户的杂志,在广告收入大幅下滑时,杂志会比较快撑不下去。所以,过往,只靠广告收入这一条路是行不通的。现在很多杂志包括数字媒体,会尝试尽量不依赖广告客户,而是自主去开发、售卖产品及服务,多方位增加营收。


其实对每一个媒体来说,都没有一个所谓真正的可参考对象,因为每个创办人的自身经历或者思考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他们所出现的时代也不一样,有时候前两年做跟后两年做,环境就会变化很快。我觉得我们得摸爬滚打地去寻找这个持续运营的方式,目前来说还不能给出一个实际的答案。只能说肯定不会一条路走到底,线上线下都会试一试。 


有很多人会建议我们去卖杂志里介绍的设计师的服装或产品。这个我们最开始其实也有考虑,但我不太希望我们的杂志变成一个软文的媒体。


TOPYS:就你这么多年在国内杂志圈的观察,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可以跟我们分享?


爱米:我前几天也有跟朋友聊起,国内做自出版、办杂志这一块,创始人几乎没有几个原本背景就是做杂志的。反倒比较多是从广告公司或者是设计师出身。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做过杂志的人都知道去做这个事情要花费很多精力,投入产出还不一定成正比。我有时候也挺奇怪的,为什么我还要再做这个事儿。


TOPYS:是啊,为什么要和杂志死磕?单纯因为喜欢吗?还是什么原因? 


爱米: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跟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你们现在是不是比较多通过网站或者展览、店铺去接触到一些新的文化类型?但我从小各个生活层面,受到文化影响的渠道都是来自杂志。


爱米收藏的小众杂志


就包括现在,即便网站和社交媒体都那么多,但是我发现能在文化上对自己产生一些启发,或者获取一些新的趋势消息,全都是来自于杂志。


比如说生活方式类内容近些年在中国很吃香,但实际上可能是2009年左右,欧洲就出现了很多生活方式类杂志。你可能会发现其中有个时间差,十年前国外小众杂志就在做的某一样东西,可能过了个四、五年在国内才开始慢慢走红。


国外的小众杂志,它对于一些趋势的变化捕捉还是非常敏感的,杂志会很敏感地呈现这个时代或者社会的变化,它在我看来它就是一面镜子。



后记


在采访的最后,我问了爱米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很多人对独立杂志人都有一种刻板印象——砸钱养情怀,对此你怎么看?


她的回答很是坦诚——


“我有时候不大喜欢别人说我们在做情怀。我觉得情怀是有的,只是我们不想去卖。就像很多人也会问我们为什么不做众筹?因为我觉得在一个情趣玩具都可以拿去讲故事众筹,拿去兜售的时代,情怀变成一个非常廉价的东西。


我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媒体人,我没有去砸钱去做这个事情,它的成本还是可控可负担的。


至于为什么想去做独立杂志?我就是单纯觉得在中文杂志的世界,目前的确没有一本能让我持续想读下去的杂志。对我本人来说,我也没有比做自出版物更想做的事情。”


正如爱米在采访中反复提及的,一本杂志的气质和风格,与创办人的自身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数字媒体时代,做纸质杂志;在生活方式爆发年代,深耕文化。《水象》看起来显得不是那么的聪明;


而在一众看起来更会审时度势、更擅经营的生意人之间,爱米却在与纸质出版物“死磕”的路上,一面表示着对很多当下现状的“完全理解”,一面又忍不住在漩涡之中释放自己的困惑感慨——


“和某新媒体网站的年轻记者聊了2小时纸质媒体。她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发了800多篇文章,却从来没有文字印在纸质媒体上。我惊了,这年代感很强。”


好像恋人纹了前任的名字在皮肤上,我们带着这样极度的交融和矛盾前进着呢。


采访、撰文/摇摇冻@TOPYS

图片/受访者提供

头图设计/周文轩@TOPYS

版权声明: 本文系TOPYS原创内容,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载。

{{praise_count}} 人觉得很赞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