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快乐都不敢的东亚人，为什么开始流行集体“发疯”？丨清醒蹦迪
如果情绪也有“潘通色”，那么今年流行的一定是“发疯”。
在2023年，“发疯”已经从一种人身攻击、一种拯救言语匮乏患者的谩骂，变为了一个中性词。即便在某些语境下，它直接等同于冒犯、厌世、不会读空气、破罐子破摔，但也请相信我，它们绝不是什么坏词。
即便断章取义，但尼采也早就说了，“世界是一所巨大的精神病院”。几十年过去了，连沉迷过的偶像都一个个消失，我们还能像从未穿上这件病号服一样，继续“伪装正常”地生活吗？
东亚式发疯，叙事中的重奢品
要么在沉默中死亡，要么在沉默中发疯。
选择“发疯”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奇怪的神色：激昂，亢奋，好像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
最近热播的Netflix剧集《怒呛人生》（Beef）受欢迎的理由里就有一个：展示了一种曾经失语的“东亚式发疯”。
故事讲的是两个在美国社会的东亚人：黄阿丽饰演的穿着“新钱风”品牌、经营着植物店的中产女精英，史蒂文元饰演的只能对着超市店员并不痛快地发泄情绪的、失败的承包商。一次势均力敌的路怒事件，让他们开始互相报复，比如潜入对方家里乱尿、在重要工作场合搅局。最后，在致幻植物的帮助下，他们达成了暂时的和解——躺在比人生干净不了多少的呕吐物上。
《怒呛人生》示范了一种“发疯模板”。一方面，主角比任何心理医生或职场厚黑学都更懂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应该如何扮演一个能够回应（利益相关方）期待的人。另一方面，但凡这根绷着的弦出现一声不妙的细响，他们就有可能丧失修补的斗志，转而被一种想要将其撕碎、发出刺耳声音、甚至头破血流的快感所诱惑——必须立刻发这个疯，即便发完还要亲手一片一片，甚至一粒一粒地把它们粘好。
而比起破窗效应，如今大家像达成了某种共识般，更倾向于用“东亚式发疯”来形容这些刺激的情节。稍微一想就知道，这个词多么黑色幽默。就好像从没听说过“男司机”，却总有人爱说“女司机”——在习以为常的词语前面加一个定语，本身就暗示了某种“反常”。因为“发疯”代表了愤怒、冒犯、失礼、添麻烦，而旧脚本中的东亚人信奉的是“温良恭俭让”，一种宽容、平和、忍让、喜形不言于色的儒家哲学，二者一对冲，这五个貌似漫不经心的字就有了极高密度的荒诞意味。
而什么样的环境，能催生我们能对这种情绪的深度共情？我想不必列举你我人生中大量雷同的压抑时刻，光是剧中便有不少隐喻：比如，黄阿丽剧中的丈夫在发现她（因路怒症）情绪不佳时，选择了“礼貌”地不刨根问底，还在这种几乎一无所知的前提下，给出了最“温柔”的解决方案，他浑身散发着佛陀一样善良的光，打气道：“你要开始专注于积极的一面，好吗？”
“专注于积极”，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也是孕育这种理想最南辕北辙的土壤。
发疯路上，我们都是追梦人
而爽剧之所以“爽”，就在于那股劲：我想做，但是做不了。
没有足够的社会信用兜底是问题（叠buff就是对于东亚人来说，“够”是个永远也达不到的尺度）。史蒂文元大闹黄阿丽的发布会时，在两个同为白人社会夹心饼干的亚裔对照组里，大家极其自然地预设了中产的黄阿丽是完美受害者，安慰她“赌场里总有很多疯子”。容错率一上升，发疯的成本便跟着降低，不发白不发。另一方面，“维持体面”背后其实是羞赧-尴尬-压抑三种不同程度的自我审查，即便你告诉这个人当下发疯是被允许的，但他从未接受过发疯教育，在决定“要不要发疯”之前就被难在了“如何发疯”这一关。
因此，“做到发疯”的人理应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快乐”，因为某一瞬间他们已经达到了肉身与社会樊笼相分离的临界点。而大多数人，最多只能做到“看起来像在发疯”，在可被允许的0到100的阈值里做一些微小的反抗——既没有被讨厌的勇气，也没有彻底快乐的勇气。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发疯文学”这个东西。
发疯文学，简单来说就是“你问天我答地”。它通过激烈的情绪、超过对话框常见容量的篇幅，建立起一种诡异的震慑力；仔细一看，又与上下文语境完全脱离，由于莫名其妙反而显得无懈可击。子集很多，有前置人物的黛玉文学、甄嬛文学、小时代文学，用剧中人物的阴阳怪气来完成现实对话中的呼叫转移；有以展示傲人精神状况的为目的的废话文学、括号文学，通过一系列挑战人类文明和汉字逻辑的组合描写，用魔法打败魔法。
文学来源于生活，自然也少不了与之配套的行为艺术。比如疫情封校时期以大学生为代表的中坚力量，用瓦楞纸做成猫猫狗狗珍奇异兽。他们用无师自通的打破第四堵墙式演技，全力守护着这群没有生命体征的宠物，拴绳、遛狗、对话、训练、社交，一个不落。遛累了便身体力行，在学校里成群结队地把“阴暗爬行”的发疯文学自我实现一下。
等等，和一脚油门踩到底的真正的“发疯”相比，看出“山寨发疯派”最大的bug在哪里了吗？
用一种上价值的方式来说，那就是：丢了初心。不论从病理上追溯“发疯”的原教旨，还是从逻辑学角度来推演，“发疯”的共识都一定是对原定规则的破坏和伤害，一种非标准化的、脱轨的抗争。而“发疯文学”却把这种即兴的、私人的、诗神凭附的情感艺术，变成了一种模板、一种新式八股文。预备发疯前还得快速“做题”，按检索模板库-复制粘贴-渠道分发-评估效果的流程走一遍，这简直比为了发疯而发疯更为疯狂。
这也说明了“发疯”并不能简单归纳为：我们被社会结构长期压抑的部分苏醒了，于是自然地开始反抗了。“压抑”是有质感和颗粒度的，身上的灰拍掉了，嵌进皮肤、融进血液的部分还在继续作祟，因此它很难“自然”，也达不到高速电梯直达“反抗”的程度。更像是一种痛苦与喜悦并存的生长痛，我们终于敢认真审视既往主体性失语的部分了，但要如何应对，先于“原创”之前的，一定是“模仿”。
——不过没关系，在我们的教育里无中生有，去尝试接近“发疯”，也已经很棒了。
精神病院也没关系，站在一起就是最安全的
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是杂技演员巴纳姆提出的“秘籍”：要让自己的节目受欢迎、有共鸣，就要刻意设置一些人们能够轻易对号入座的东西。简而言之，那些你以为“世界上另一个自己”的特征，实际上只是一种笼统化的人格描述。
“东亚式发疯”这个造词大概就有这种意味在，这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发疯模板里刻意模糊了主体的特殊性，放大了结构化困境中的“迫害感”，让你觉得似乎讲的就是当下的、自己的故事。但其实无论是《黑暗荣耀》中的“全员恶女”，还是《怒呛人生》中的新移民社会融入，都并不是什么新脚本；只是里面提供的那些可供模仿的叙事材料，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
也许社会情绪并没有所谓的“迭代”，发疯青蛙和玲娜贝儿本质上都是一种避难所。我们不再以“发疯”为耻，甚至积极地走入这场细雨中，得益于它作为一种社交货币带来的安全感。当无法排解的迷惘成为一种公众舆论场的“主旋律”，即便发疯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我也愿意尝试一下，因为挤在人群中，个人的责任成本就少了。但也因为没人看得清谁是谁，我们只能沉湎于一种抽象的狂欢中——即便获得了宏大的胜利，又与我具体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
